“大到几万元一件的衣服，小到几块钱的停车费，他们都可以报销。”面对财政部近日下发的高管“限薪令”，肖裴的看法是“恐怕不太好使”。

　　肖裴，曾经是一家金融国企的中层干部，半年前辞职当起了全职学生。而她口中的“他们”，正是她曾经的上司，也就是这次《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所指的对象———金融企业高管。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年薪280万元人民币封顶，因而获得了“限薪令”之称。

　　近年来，银行、证券、保险等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之高，令人吃惊。据2007年的公开数据测算，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特别是在去年熊市之年，国泰君安曝出人均收入过百万的天价薪酬事件，更是引起一片哗然。因此，“限薪令”一出，其效果不亚于“一石激起千层浪”。

　　“财政部下发的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的，从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包括绩效工资的发放手段都进行了限定，但是有一个问题办法中几乎没有涉及，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职务消费。”肖裴对记者说，“高管们的薪酬和我们老百姓的薪酬定义可是不一样的。我们拿了工资要日常消费，而他们的薪酬拿到之后是实实在在的，只进不出啊！”

　　“职务消费就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据了解，按照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收益构成。其中福利性收入，包括金融企业为负责人支付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各项社会保险费等；中长期激励收益部分有关部门将另行出台管理办法。

　　“可以说这些项目基本涵盖了高管的收入项，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比如说车补、实物福利、一些项目经费等。”肖裴说，“这些钱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不会太大，但这些所谓的职务消费足以满足一般的日常消费。”

　　“据你了解，高管的灰色收入都包括哪些呢？”记者问道。

　　“我说的是职务消费，它和灰色收入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听了记者的问题，肖裴忙解释说，“职务消费是指与行使职务有关的消费支出，住房、汽车乃至宴请、疗养都可纳入这个‘大箩筐’，只要在一定限度内都是合法的。而灰色收入是指介于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间的各种收入，两者绝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由于这些费用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而是以票据报销的形式由单位支出，导致现在职务消费已经成了企业高管们的隐形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不能让高管获得直接利益，但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却从本质上帮助高管们增加了收入。”肖裴说。

　　肖裴告诉记者，她以前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经理，年薪虽然只有100万左右，但出手却很大方。“有一次我帮她去王府井(19.35,0.75,4.03%)的一家名牌服装店取一张发票，发票上的金额吓了我一大跳，足足有5万多元。我问店员怎么这么多钱，开发票的店员笑了笑说，‘这位客人每次一买就是三四件，这次还算少的呢’。临走的时候，那位店员还问我要不要，我说太贵买不起，你知道店员说什么吗？”肖裴苦笑了一下说，“店员说，‘你们那儿不是能报销嘛？怕什么？’”

　　更让肖裴吃惊的是，除了这些奢侈消费，有些高管连日常的花销也都“免”了。她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个周末，我们几个人和公司老总的女儿相约去爬香山，车开到山脚下才发现山脚的停车场每小时要5块钱，而我们来回至少要四五个小时，大家就说把车停到另一个距山脚较远的免费停车场去，不过老总的女儿却执意要停在山脚下，并说：“要票就行了。”

　　到了山顶，由于太累，大家就想坐缆车下山，不过每人60元的价钱却让大家有些心疼。这时老总的女儿走到售票口，和窗口的工作人员交谈了几句，随即对我们说：“坐缆车吧，我请客。”说完就掏钱买了大家的票。在缆车上我问她：“好几百呢，你逞什么英雄啊。”她笑了笑，丢给我的还是停车场那句话，“要票就行了”。

　　下山后，大家一起去一家餐厅吃东西。临走时，老总的女儿特意要了张发票，当时我们还夸她有法制意识，不让商家偷税漏税呢。

　　几天后是每月报销的时间，由于老总的秘书歇产假，老总就让我帮他把发票分好类送到财务。分类的时候，我发现了那天香山停车场的小票、坐缆车的小票以及餐票。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财务在看了看那些发票后，竟然一张不落地都给报了。当时我就在想，这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职务消费啊？

　　“职务消费就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肖裴的总结，可谓是一语道破了职务消费中的“暧昧”。肖裴告诉记者，在她接触的这些高管中，大部分人都享受着职务消费所带来的“便捷”，“一次就能发价值几千元的油卡和电话卡，这还不算时不时就发放的购物卡什么的，而这些都算是职务消费的范畴。你说，我们老百姓干什么都要花钱，而那些高管本来挣得就多，到头来却是‘一毛不拔’。”

　　“职务消费就没有个限额吗？”听了肖裴的讲述，记者不解地问。

　　“职务消费的标准都是各单位自己定的，有的单位有额度限制，有的就没有。”肖裴向记者表示，正是因为没有一定标准，“灵活性”太大，使得职务消费成了一个“无底洞”；特别是“一筐进”、“一揽入”的报账法，更使其“灵活性”漫无边际。

　　“一张‘招待费’、一张车辆‘修理费’、一张‘参观考察费’动辄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元，谁知道买的什么、吃的什么、修的什么？”说完，肖裴无奈地叹了口气。

　　政策性规定难有约束力，制约天价薪酬还得靠立法

　　据记者了解，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向来是敏感话题。“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行业属于高利行业，尤其是金融国有企业，除了承担盈利职能，还承担着一定社会功能。因此，国家有必要对其发放薪酬的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尤其在现今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控制金融国企高管的薪酬更是势在必行。”

　　然而，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财政部出台的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但政策性的规定难免会缺少一些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是说难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政策面前，一些金融国企高管仍会以种种理由，用“打擦边球”的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脱离管控的范围。

　　对于办法实施的效果，有业内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此办法只是提供了一项政策依据，具体的实施效果还要看各部门执行的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3.23,0.03,0.94%)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表示：“金融国企高管的平均工资比非金融国企的高管工资要高，这一现象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从整体效益方面来看，金融国企的效益确实比非金融国企要好。”但他同样认为，“限薪令”即便实施，效果可能也会不大好，因为高管薪酬始终要与公司的绩效挂钩。

　　一个共识是，应当把金融国企高管薪酬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教研室主任文跃然就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能够通过立法将管控办法固定下来。

　　这正是肖裴所期望的。她表示，她之所以向记者透露这些内幕，是因为她希望能通过法律手段来监督制约金融国企高管的薪酬，让这些高管们不再成为游离于公众视野及法律之外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