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艾亚

　　在“第五届全球PE北京论坛”期间,《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先生。邵秉仁先生就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政府如何转变角色，打破垄断，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时如何超越各部门利益，如何加快证券市场战略投资人的进入，如何对IPO审批制进行改革等诸多业界关心的话题，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见

　　The repor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Shao Bingren, the chairman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quity in the 5th Beijing PE Forum. Mr. Shao Bingren talked about the hotspots of the new deep reform in China, such as how to chan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how to play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How to speed up strategic investors entering the stock market, how to reform the IPO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nd so on.

　　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了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您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切实的努力？解决哪些问题？

　　邵秉仁：要想使这句话变为现实，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不应该再去充当配置资源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基本上是唱主角的，在各种资源，包括要素资源、实体资源等的配置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必然造成市场的扭曲。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政府今后的角色定位就不应该配置资源，而应把精力放在保护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这才是政府真正的职能。另外，政府也不应该充当直接投资的角色。对政府直接搞PE、VC的做法，我始终是反对的。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今后政府投资应该是投资公益事业，而那些在市场当中处于竞争地位的投资，不应该是政府去做引导，而应该靠市场去选择。政府的投资公司只不过是透支政府信用的投资人，行政色彩浓厚、没有任何活力。我认为，政府直接投资PE或者是VC的办法必须加快改革，必须通过加快改制的办法使政府的投资退出，吸引有经验的投资人直接参与市场平等竞争。政府不要直接干预市场，必须改变“全能政府”定位；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向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过渡；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一律交由市场。把资源分配权最大限度地交由市场配置，包括土地、资金、价格等自然资源和要素资源都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现优化配置。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对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打破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为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平等竞争创造条件。政府的职责主要应该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想创造公正竞争的环境，那就必须在市场主体中间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而要想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就必须打破垄断，就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长期以来垄断行业与政府联手进行资源配置，结果把整个市场扭曲了，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国有企业不计成本地盲目扩张，不仅加大了管理成本，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第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各类市场主体要合格。应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更不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因此，要深化国企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发展所有制混合制经济，为非公经济创造广阔的空间。三中全会要求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职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我们不是不要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所起的作用绝不应是与民争利，而是帮助政府补充市场的缺陷和不足。重新区分国企职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凡是能够竞争的环节应一律放开。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借助扁平化管理和收权，把基层企业子公司的人事权和财产管理权、投资权等主要权利全都归入总部管理，结果造成企业庞大，而基层没有任何活力。这是改革倒退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改革，下一步还会出现类似刚刚发生的青岛天然气泄漏引起爆炸的问题，因为企业太庞大了，再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也必有疏漏之处。因此，我认为，凡是竞争的环节就必须让它在市场中平等竞争。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

　　记者：改革方向很明确，关键是落实，但是改革难度太大了。您怎么看？能否发表一下您的见解？

　　邵秉仁：一个好的改革纲领不等于有一个好的结果。要想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变为现实，就必须设定改革时间表，实实在在地推进改革。这次三中全会为改革设定了七年时间，到2020年将在主要的改革领域取得成果。改革时间表确定了，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落实。这其中涉及到300多项改革，而且每一项改革都是牵一发动全身，都很不容易。我认为，这些改革的具体方案绝不能让各部门去设计；比如说，如果真让国资委去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那就完了！因为国资委已经成了国有企业的代言人了，而他们的利益完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我认为，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上层领导机构，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决策机构，在它下面必须有一群实实在在的人员和机构替它设计改革方案，这些人的构成必须是站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战略高度、能够超越各部门利益之上的一批精英。像过去的体改委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它可以吸收各部门的人来搞每项具体改革方案设计，对最后方案有决定权，而后再提交改革领导小组。我认为，这个改革领导小组只能中央管，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政治体制、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等等，国务院管不了这个事。国务院各部门积极参加，但只能在改革领导小组的下设机构协调之下进行参与。如果这件事不落实，改革将等于一句空话。改革领导小组都是由领导同志构成，行使最后的决策权，但它不是实际操作者。实际操作者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个实际操作者落在了各部门，难免有的部门借改革之机兜售其奸，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而这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记者：2014年1月将重启IPO，这对VC、PE来讲，虽说是重大利好，但是受重新开闸的冲击，VC、PE此时退出的话，市值也不会太高吧。您认为，怎样才能保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邵秉仁：三中全会为私募基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是毫无疑义的；应该说，对VC、PE的发展是一个重大利好。这里面涉及到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银行，重启IPO等。但是，要注意到这样的问题：重启IPO，这是必须的，一个股票市场长期不发新股，那可是太不健康了，但是，在股市处于相对低迷且大量中小投资人被套牢的情况下，重启IPO对市场来讲，无疑又是一个冲击。这时候的股票市值不会很高，VC、PE如果想在这时退出的话，是很难有更好的盈利的。重启IPO，对投资人来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我认为，要想让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快战略投资人的进入，包括像社保基金、保险（放心保）基金、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等。只有进一步放宽机构投资者的进入门槛，才能使目前较为单一的股权投资基金变得来源更广泛、层次更多元。拓展金融机构如银行的职能，这也是金融改革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银行只做存贷，利率是国家规定的，把网点布好了，招一些员工收钱放贷，这样的银行行长谁都能当。当中国实体经济大量萎缩甚至破产的情况下，银行却在赚钱，这不是奇怪吗？这就是我们这种怪体制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启IPO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关键是VC、PE们要审慎把握退出的时机，需要退出就退出，不需要退出就等一段时间，VC、PE投资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价值投资，美国投资人通常是在五至七年才退出。我们发展PE至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要引导大家选择在合适的时机退出，而不必操之过急。

　　记者：对于IPO审批制改革的看法，赞成的、反对的声音都有，对此，您怎么看？

　　邵秉仁：证券市场过去之所以一会儿高泡沫、一会儿长期低迷，主要责任在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直接插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证券市场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一个本来可以靠市场就能够决定的事情，非得通过政府的行政审批，靠什么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怎么样？进了发审委的那些人都等于进了“发财委”，这其中的猫腻大了。据我了解，通过关系找发审委走后门的企业很多。所以说，政府插手经济就必然扭曲市场，道理就在这儿。行政审批制改革，今后由市场去决定，由投资人自担风险，这是好事。

　　记者：现在对VC、PE的监管已由多头监管变为一家监管，对此，您有何监管方面的建议？

　　邵秉仁：现在中编办已经定了，由证监会作为VC、PE的监管机构，解决了多头监管问题，发改委终于不跟着瞎搀和了，这是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引起注意的，如果证监会监管VC、PE依旧沿用过去发改委的那个注册登记制监管办法，那就是对VC、PE的又一次严重的行政干扰。过去发改委规定，募集资金规模在五亿元以上的VC、PE就可以注册，能在发改委注册登记的自然就感觉成了大佬，把政府的信用完全套进去了。老实说，VC、PE的投资实际上是私人凑的钱委托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类似委托理财一样，它的风险自己承担，那么，由政府部门批准注册登记，政府承担风险吗？回答是政府肯定不承担风险，却给政府官员参与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证监会再把发改委这套东西，特别是行政审批引进来，人为地设置私募股权基金的门槛的话，那就与三中全会《决定》完全相违背了。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对它的监管应更多地尊重市场规律。我希望对VC、PE的监管，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行业自律；因为行业本身就有天然的自律性，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更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审批，VC、PE只要依法工商注册登记就可以。我希望，证监会对PE监管千万不要重犯过去对公募基金监管的错误。同时我也建议，对证监会所属的协会，应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实行严格的政社分开。协会就是一个民间自发的社团组织，如果认为有证监会的背景，就要求所有PE必须参加培训，否则就不发给从业资格证书，这不是瞎扯吗？

　　记者：有人担心会出现全民PE热，会出现非法集资？您怎么看？

　　邵秉仁：会不会出现全民PE热？我认为，那是市场发展的一个正常过程，要靠市场去优胜劣汰，没必要靠政府去规范谁具备投资资格，谁不具备。中国股民谁具备投资资格了？你分得清吗？根本分不清，政府少干预这些事，由市场去优胜劣汰，它就自然而然发展得健康了。

　　至于说是不是会出现非法集资？没有VC、PE的时候也有非法集资。非法集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要把非法集资套到VC、PE发展的问题上来。谁非法集资谁违法，由法律去解决。

　　我相信，随着各方共同努力，我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一定会走上更加健康的快速发展之路。（摄影 王南海）

　　邵秉仁素描

　　邵秉仁，现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30年来，他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前沿，从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农村基层搞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调任国家体改委从事改革工作，他亲历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直到今天，已退居二线的他，依旧执着地通过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机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这一平台，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他是中国经济几次重要改革阶段的方案策划与设计者，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实施者。他主持或参与了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许多重大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对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经济、国民经济市场化、农业、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以及电力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