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形势下利益分化严重、治理难度增加、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化新特点，我们必须加快确立创新驱动的多层次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增强制度性说服力、凝聚力、感召力；深度拓展市场多元化，面向全球打造一批支点市场，提高战略影响力和牵动力。

　　全球化是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国家获得大发展，国力得到大提升。总体而言，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那么，这个新形势究竟“新”在哪儿？“新”在利益分化上，不同群体和国家之间利益分化严重。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往往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岗位流失、环境污染严重等负面影响。在一个国家内从事不同产业、来自不同阶层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程度不同，因而对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各异。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蓝领阶层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同环保主义、人权分子等特殊利益群体共同组成“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华尔街”和“大街”之间的严重分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大行其道。最近几个月，伴随着预兆不祥的经济减速，我们看到了印度货币的艰难旅程、土耳其和巴西愤怒的全国性抗议、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南非的罢工和暴力活动。在国际层面，由于各国体量、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比较优势和脆弱之处多种多样，在全球化中不断出现新的分化。一些国家抓住有利时机快速发展，崛起为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一些国家停滞不前，失去传统优势地位；还有一些国家被边缘化，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更趋恶化。近年来，新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着眼于“下一代”，企图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竞争中立等削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内部分化也在加剧，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使美国信誉扫地，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处理欧元区事务方面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发挥一贯领导作用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已不复存在。

　　“新”在治理难度上，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难度都在增加。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实现自身发展，是各国国内治理的一大难题。为维护并加强其优势地位，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新的调整与变革。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国家走在错误道路上，但对变革方向争论激烈，既希望加强政府对金融经济的管制，又对“大政府”抱有戒心；既希望通过市场竞争巩固其优势，又担心自身利益受损，难以形成共识。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曲折中前进，欧盟层面的治理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以俄罗斯为典型的“资源密集型道路”、以印度为标本的“服务外包型范式”面临严峻考验，都在进行深刻反思并探索改革和调整的方法，这也雄辩地证明各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顺应全球化变化选择发展道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给极端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有的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在国际层面，全球化在使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共同利益增多的同时，又常易放大各种国际矛盾，放眼望去全球乱象丛生、动荡不已，恐怖主义、民族矛盾、地区冲突、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经济和金融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难度加大。国际社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有效治理机制。美国作为所谓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习惯于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但受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拖累，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其实力地位相对削弱、内顾倾向明显，在埃及、叙利亚、伊朗核问题上已首鼠两端，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很可能发生大的调整。其他国际力量一时还取代不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国际社会正在出现领导“真空”。联合国效率低下、能力不足，安理会改革等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均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国际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机制“赤字”！

　　“新”在联系程度上，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一国国内问题在很短时间内可能扩散到国际层面，而国际问题有时会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源于美国民众无节制超前消费习惯的国际金融危机拖累各国，世界经济进入旷日持久的转型期。近年来，国际上对我国食品安全关注度持续上升，时常成为我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严重影响我国国际形象。“海燕”风暴属于自然灾害，中国对菲律宾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大小、时机掌握，完全是我们自主的事情，但境外一些媒体却忙于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极尽抹黑中国之能事。某些重大国际事件也会对一些国家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议题，并带动了全球反恐合作。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产业加速回归的深度挤压。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影响、转化，给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带来新挑战。

　　面对全球化的新特点，如何趋利避害，既更好地抓住机遇，又妥善应对挑战，已成为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现实课题。

　　在扩大开放中加强国际合作。全球化时代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只能在开放合作中找出路。从产业发展看，美国新的工业复兴正从页岩气开采、基础化学工业、以钢铁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向工业制造甚至像塑料玩具这类附加值相对低的产业梯次展开，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冲击。必须在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产业回归、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淘汰落后产能以解决我国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确立创新驱动的多层次多元化大国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规则看，当前大国带动自由贸易区迅猛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美国热衷于搞“小圈子”，紧锣密鼓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呈现ABC（AnybodyButChina）现象，从规则上边缘化我们的意图明显。必须更多采取主动，主动规划、主动出手，甚至着眼大局和长远之账，主动适当让步，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动态调整、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主要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角度，针对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现实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实际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从管仲变法、商鞅变法始，到汉武帝变法、李世民治国，再到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直到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历经十多次重大经济变革，或因恰当处理了政府和市场关系而取得巨大成功，或因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发挥畸轻畸重而失利。从西方看也一样，一部经济史即是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相互交织和较量的历史。最早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以后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主张自由放任。一直到今天，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争论涉及广泛内容，但主线仍然是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起点。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我们的制度优势挖掘出来、发挥出去，立足中国国情增强制度弹性，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制度性说服力、凝聚力、感召力。

　　把市场多元化放在对外经济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话语权背后是国家实力，要求我们练好内功、积蓄力量，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从国内国际问题相互影响和转化的视角看，市场多元化的地位和作用十分凸显。市场多元化战略自1990年提出并实施以来，取得明显成效，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占比在70%以上，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仅占25%，目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已各占半壁江山，增加了我国发展回旋空间。现在看，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多元化仍大有潜力、大有空间，关键是要突出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明晰的战略意图。可面向全球选择一批国家和地区，集中政策资源，将其打造成支点市场来拓展一大片、影响一大片、聚拢一大片，并同其他对外工作和对外战略紧密结合，把国家经济力量更好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顺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不断充实和丰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内涵，协同深度推进出口市场、进口市场、引资来源、走出去市场的多元化，提高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提高战略影响力和牵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