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获批落地是上海市乃至全国新一轮开放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自1972年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海外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经济特区发展经验。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浦东开发开放，再到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中国经济特区建设至此达到了新高峰，甚至可以说上海自贸区是经济特区“终极版”。这也意味着中央决策层对上海的期望定位，不仅仅是“中国的上海”、“东亚的上海”，更是“世界的上海”。

　　微观管理制度创新关乎成败

　　上海自贸区建设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

　　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方面，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基础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特别是转口贸易的长足发展。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该自贸区试点的重头戏，包括金融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特别是离岸金融业务可望获得巨大发展。

　　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上海自贸区将延续中国经济特区“试验田”的功能，促进中国开放经济更上一层楼。该自贸区在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投资管理模式创新、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方面的经验，并将有秩序地向全国推广。

　　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既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枢纽，又是推而广之示范全国的试验。无论是在该区域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还是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所有这些具体措施都是指向简政放权，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陷入过度管制的误区。

　　目前，中国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减少直接管制、采用间接管理的条件。在高喊“法治”的当下，不管这些管制是以“法律”的形式或是以行政指令的形式出现，减少各种管制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和欧洲已提供了很多教训。由于深陷法律的迷魂阵，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在纽约开设一个销售柠檬水的小摊，要花费65天时间才能通过官方审批，其中等待食物保护证书就需等5周，这个案例已经接近发展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指责的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过度监管和低效率。

　　切莫片面追求自贸区效应

　　特别重要的是，过去30余年的开放是“与国际惯例接轨”，此次外界普遍将上海自贸区称作“再造一个香港”，但该自贸区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提供一个国际模板，使其超越香港成为可能。

　　还有不少人认为，上海自贸区建设有助于对接TPP（跨太平洋(行情,问诊)伙伴关系协议），但笔者对此不完全赞成。

　　由于美欧律师数量比中国多得多，且现行国际经济法规体系由他们主导建立，所以他们更主动提出一系列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方案等。笔者怀疑对接TPP能带来多少积极影响，这类由美国发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采取对策而不宜亦步亦趋。

　　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外部投资者在中国能够享受到更长的产业生命周期。那么在东部丧失竞争力的成熟产业一旦转移到中西部，仍能重获活力，如此长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大多数中小国家不可能获得的。中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对产业转移的引导，又将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发掘。

　　对于湖北等内陆地区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强调了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国区域发展平衡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GDP、工业产出、进出口贸易增幅等项指标一直高于东部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在全国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出、进出口贸易等指标中所占份额持续提高，而高增长地区能够给后来者创造更多机遇。

　　尽管如此，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不等于内陆沿边地区都要赶目前炙手可热的自贸区时髦，都指望复制国内外某一个或某几个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即使不考虑其他地方不具备上海这样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人才和地缘优势以及试验的潜在风险，中国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冷峻的现实——片面追求扩大对外开放将损害对内开放和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努力与效果，乃至在社会上造成裂痕。

　　那些条件、禀赋差距太远的地区，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索取种种不现实的甚至是违反经济规律的特惠来建设自贸区，不如多考虑如何与上海自贸区和在此之后最有潜力的自贸区候选者对接，借力发展自己。

　　正如《决定》与《公报》所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后发者的内陆沿边地区要谋求发展，尤其需要制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目标和策略。倘若目标和策略失误，违反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必然无法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最后只能求助于向中央索取种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特惠政策，成为扭曲市场乃至吞噬直接或间接财政补贴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