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已经进入“战国时代”。让人民币稳步走向世界，并最终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唯一出路

　　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货币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要领域。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跌宕起伏，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博弈背后冰冷的国家利益。为重建战后货币秩序，英国提出著名的“凯恩斯方案”，美国则以“怀特方案”相抗衡。二者关键性差异就在于是否让货币与黄金挂钩。尽管从理论上说，前者较后者更优，但因美国当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且掌控着全球黄金的2/3，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要津的“怀特方案”成为首选。然而到了1974年，鉴于这一体系弊大于利，美国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废，各种力量都在不断施加自己的影响。其中，以欧元问世最令人瞩目。历经50年漫长历程，欧元终于在1999年正式启动。对此，评价最精辟者，当推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一针见血的论断——“实施欧元，是欧洲在没有动用枪炮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次巨大变革，其首要目的在于不受别人摆布。”

　　今天，国际货币制度进入了真正的“战国时代”。以储备货币多元化为基本趋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过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国间的货币博弈开始转向汇率制度和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上。

　　汇率常被美国拿在手中，作为攻击并迫使他国政策调整的武器，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国策”，即“通过操控货币环境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1988年开始，美国财政部每年提交两次报告，主观判断贸易伙伴是否操纵汇率，并提出相应的反制措施，最初是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近些年中国也成了主要被责对象。

　　而目前宏观层面的国际协调，依然是恃强凌弱的又一渠道。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底开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续开谈判，向世界传达一个信号：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运行规则，为了强化全球治理主导权，他们正结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博弈已经全面展开。对此，中国应当尽快确立自己的“货币国策”——坚定不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又循序渐进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计价、交易中介、支付清算、价值贮存、风险管理以及避险的功能。总之，让人民币稳步走向世界，并最终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我们应对这场货币战争的唯一出路。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必须改变行之已久的贸易格局，努力对更多国家形成顺差，使其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乃至储备手段。这不仅要求我们推进跨境结算、发展离岸市场、签署更多货币互换协议，更重要的，在于健全国内的货币金融体系。比如，汇率要逐步弹性化，金融市场要有深度与广度，上海自贸区要逐渐发挥离岸中心功能……简言之，国际化看似“向外”，关键“向内”，就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