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明年我国流动性仍不容乐观，需要多管齐下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环境。比如，取消部分金融行业的制度红利，压缩实体经济融资链条；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降低贷款利率的积极性；强调新资本协议中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的作用，淡化甚至取消信贷额度和贷存比等传统监管指标。

　　明年可考虑降准1-2次

　　中国证券报：明年货币政策将有哪些特点？在改革方面会有哪些举措？

　　温彬：稳健的货币政策应体现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需要引导商业银行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民生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需要根据市场变化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调节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应提高货币信贷增长的质量，切实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目前，机构预计明年M2增长13%，新增人民币信贷增长9万亿元，与今年的目标值保持一致，以体现稳健原则。但鉴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及实体经济对融资的需求，明年M2目标值定在13.5%、新增人民币信贷定在9.5万亿元更为合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体现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可以考虑适当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2次。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将推高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有利于缩小中美利差，建议人民币法定存贷款利率保持不变，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在保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金融要素价格改革，发挥利率和汇率在优化资源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可尝试简化法定存款利率期限品种，扩大同业存单发行和投资的主体，引导商业银行贷款基础利率（LPR）与同业存单利率的联动。明年上半年可考虑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放宽至±2%，减少对中间价的干预，避免再度出现中间价的确定与市场供求关系较长时间背离。人民币参考篮子货币中应增加非美元货币的比重，同时进一步扩大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加强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协调，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步伐，大力发展规避市场风险的衍生品市场。

　　流动性将不容乐观

　　中国证券报：在利率市场化加快、商业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削减QE等背景下，明年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将会怎样？

　　温彬：从内外因素看，明年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仍不容乐观。

　　为什么自今年6月以来，我国金融体系频繁出现“钱荒”事件？由于利率市场化加快，商业银行加大了资产和负债创新，大力发展同业业务，通过短期负债支持类信贷业务的发展。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在给银行创造盈利的同时，也加剧了流动性风险。从中长期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金融体系流动性趋紧或将成为常态。

　　明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始退出，预计当年我国新增外汇占款将回落至1.5万亿-1.8万亿元左右，不利于外生流动性的改善。从内部看，如果监管部门出台对同业业务加强监管的规定，那么融资主体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资金。实体经济去杠杆知易行难。“去杠杆”虽然缓解了金融体系流动性压力，但会使信用风险陡增。

　　应淡化信贷额度和存贷比

　　中国证券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未来资金价格的均衡点将较高。明年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是否仍会较高？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考虑这一因素？

　　温彬：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大背景下，明年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易升难降。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是实体经济自身、影子银行、银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实体经济自身看，近年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二元化”问题较突出。受产能过剩困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20个月同比负增长，今年前11个月同比负增长2%，由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实际融资成本相当于8%，而同期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99%，快速上涨的地价和房价以及看好未来的预期，使房地产业对利率水平不敏感，吸引各类资金持续流向房地产行业，结果必然是其他行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

　　从影子银行体系看，它的快速膨胀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推高了融资成本，大量最终由银行兜底的项目绕道信托、证券、基金等通道，银行风险没有分散，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就银行而言，负债成本持续攀升必然推高贷款利率。金融脱媒使银行活期负债比例持续下降。2011和2012年，企业和居民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为48%和42%，今年前11个月进一步下降至39.6%。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路走高。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准备金利率为1.62%，10多万亿元的低息准备金也推高了银行成本。

　　因此，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需多管齐下。首先，要打破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的“神话”，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降低资金价格不敏感行业的资金需求。其次，取消部分金融行业的制度红利，压缩实体经济融资链条。第三，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降低贷款利率的积极性；强调新资本协议中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的作用，淡化甚至取消信贷额度和贷存比等传统监管指标。第四，发挥央行金融市场稳定作用，加强对流动性前瞻性预判，提高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运用的频率和灵活性，保障金融体系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