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集聚期，同时体现在“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尽管三季度GDP回升至7.8%，但2014年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较大阻力。

　　与2012年类似，今年的经济运行也是在经历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增长”并企稳回升。具体而言，2012年经济低谷是在三季度，此后在四季度随政策刺激逐步显效，GDP反弹至7.8%。2013年则是经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6月份所谓 “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 “合理区间”，防止划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GDP企稳回升反弹至7.8%，创下6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工业、外贸同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5%，1~9月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环比增长动能减弱，经济偏向减速，国内外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

　　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1~9月，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2%，较上年同期放缓0.3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三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下降7.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贡献率则分别提高10.8和3.8个百分点。

　　尽管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但总体而言，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份过大，在带动2012年四季度经济反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延续到2013年的前三个季度。高达近25%的增速已经是自2010年来最高值。未来从政策增量空间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加码、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上财政支出刚性需求，导致财政收支压力逐步加大，这意味着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可持续性。在产能过剩背景下，需求缓慢增长也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那些产能过剩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比较严重。

　　据Wind资讯统计，2012年末钢铁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同比微增1.44个百分点，44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35%。去年，受全球经济低迷、产能过剩等内外因素影响，玻璃行业延续2011年以来需求不旺、竞争加剧态势，有色金属行业资产负债率为63.26%，这对工业经济将形成持续压制。

　　国际经贸金融新格局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复苏或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复苏。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对中国形成新挑战：一是由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启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私人/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制造业出现加速回流迹象，欧洲、日本出口竞争力明显回升。

　　二是新国际贸易体系不利中国出口。新国际贸易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而非全球性，这些方面中国并不占优势。新的贸易隐性壁垒和后发劣势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

　　三是发达经济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来，全球M2货币供应量已经增加3万亿美元左右，增长4.6%，随着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启动QE退出步伐，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作及结构转型压力。因此，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可能依然是带有“天花板”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