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学者Richard Baldwin认为环球经济结构在过去二百年间经历两次大转变。在工业革命出现前，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昂，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不高，科技是带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主要因素。

　　十九世纪在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对製造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当蒸汽机出现，生产量大幅上升，东主可考虑以分工 (Division of Labor)和专门化(Specialization)方式，提升整体工业生产力。

　　然而，管理者必须协调不同工序以配合生产目标，亦需安排运输不同工序的中间製成品，维持畅顺生产。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发达工业国(美、英、德、日等)都出现工业聚集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国际贸易则有效扩大市场。

　　Baldwin认为第一次重要变化始于1830年。在工业革命的后阶段，科技进步发生在运输业，铁路和水路运输成本下调，国际贸易量大增，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改变了环球生产结构：(一)一些国家成功完成工业化过程──欧洲、北美和日本成为主要工业国。(二)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起飞──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在蓬勃国际贸易中成功大幅拓展市场，加上创新研究成果多出现于工业产品上，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三)工业国和非工业国收入分歧扩大。(四)不同製造业货品的生产只出现于一些国家的个别地区。

　　Baldwin认为于1830至1980年间的环球化过程，工业生产集中于个别发展国家中的个别地区。便宜运输成本促进了工业产品生产，但生产过程相对複杂，不同工序的生产点必须邻近才易于管理。

　　无可否认，上世纪九十年代资讯科技革命的影响，令生产管理者更易安排和协调不同国家的工序生产，加上各国运输(尤指空运)基建和科技不断改善，不少生产工序可坐落世界不同国家。

　　Baldwin发现这阶段环球生产结构的两个特点：(一)由于工序于不同国家进行，个别国家的出口货值中，应包含来自其他国家的零部件，反映在环球供应链的角色。(二)环球供应链仍属地区性，主要为亚洲、北美和欧洲。

　　Baldwin指出第二阶段环球化出现的环球供应链模式，对环球经济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一)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下降，其他国家(尤指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上升。发展国家较专注提供科研、管理、法律、金融等高增值活动。(二)工序分配至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同时流入。(三)跨境经济活动再不局限于商品贸易，更包括知识产权、资金和服务。(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策略再不局限于规模庞大的工业化策略，只需设定政策方便企业加入环球供应链，包括设立出口加工区，更易推动经济增长。

　　过去二十多年，环球供应链为不少国家带来发展机会。然而，全球经济因素不会不变，环球供应链模式亦因应这些因素调整，中国和香港能否维持竞争力？经历多年经济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和提高最低工资等，内地生产成本已难与越南、老挝等国比较。

　　若中国不上移至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工序，将难以维持在环球供应链的主要位置，香港贸易服务业亦受影响。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属未知数，教育水平以至金融业的发展都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在金融海啸后的复甦缓慢，失业率长期高企。一些学者认为是美国企业不断提高自动化水平，不但减少成本，同时降低劳动力需求。若自动化科技不断改善，工序外流趋势将会逆转，众多参与环球供应链的国家(包括中国和香港)将面对冲击。无论中国或香港都必须提升生产技术和知识水平，极需创新能力，中港的人力资本质素能否接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