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以关注、强调、深入认识供给侧这样一种更对称性的理论框架来支持实践方面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操作或者调控，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边无非是如实地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该以创新意识来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认识不足。我们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如实地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有极其值得重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认识的意义。特别是解决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包括已经到了比较发达水平的先进经济体，它们怎么样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的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落到现实中间，合乎逻辑地我们必然会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关键一招”、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的贡献是希望最后落到大家都有明确意识的、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面。

　　上述这些基本认识后面，意在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引出的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探索中间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所谓“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支持全民创业与全球化走出去创业；

　　“双化”——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和明显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是需要强调的，在这里放在“双扩”这个概念之下）；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我们的一些分析和认识，还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也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有它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现在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配套改革。

　　非常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应该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更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群体内部在表述上也有一些不同认识。我个人是把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的实现是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两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些研究认识，它也是对应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之下其他经济体，包括发达市场经济怎么强化和优化供给管理这个概念之下的客观的、共性的需要。（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节选自《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