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东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伊始，便面临愈发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面，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经济上，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二是在国际上，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愈演愈烈。

　　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当下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度过了金融危机，但也遗留了诸多后遗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具体表现在在内需与外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时不我待。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非常相似。当时的美国，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陷入停滞，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为了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火上浇油。而里根上台以后，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削减财政开支，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严控货币供应量增长，成功地使美国经济走出滞涨。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的经济政策里，虽然包含了削减财政开支，但并不包括军费开支。事实上，当时的美国面临的国际局面也非常被动，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咄咄逼人。因此，里根上台不久，就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与前苏联展开全面的军备竞赛，终于在1989年拖垮前苏联。

　　“星球大战计划”绝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军事防御计划。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群的发展，美国在经济、军事和高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大、之深远，非当时所能预见。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国防开支对经济发展具有负作用，但是，“星球大战计划”表明，国防经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正面作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从中长期看，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四大因素：一是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二是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内需动力；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四是东、中、西部平衡发展。国防科技往往是一个时代里最为高、精、尖的技术，与民用经济有非常大的势能差。如果将国防科技的能量释放到民用经济中，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有学者做过研究，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由于重视技术转移，每投入1美元，就能在民用领域产生14美元的效益。如果能够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很好的军民结合，随着国防科研成果的转移和扩散，一定会对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国家生产力的布局一般都是由经济效益引导的，因此，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但是，国防生产力的布局却是由安全效益引导的，往往是分散布局。发展国防经济，短期内可能增加军事经济成本，但中长期来看，却可以大大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使全国生产力布局趋于平衡。

　　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虽然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但是，短期内为了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投资仍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国防领域的资金投入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规模扩张， 这一扩张带动与之相关的民用经济的上下游产业的相应规模扩张，从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产生投资乘数效应，最终以总需求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增长。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钢铁、机械、材料、电子以及高科技等产业往往充当国防投资拉动功能的传导媒介。

　　在消费方面，国防领域的生产资料消费和生活资料消费作为必要消费，最终来源于民用经济领域。因此，国防消费需求构成了社会总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好与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