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冠冕的双头鹰和被箭刺中的心形花瓶经常出现在16世纪中国出口葡萄牙的纺织品上。

　　在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海上贸易路线成熟以前，葡萄牙一度占据着海上霸主的地位。16世纪初期，葡萄牙国王即开始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精致的工艺、迷人的中葡混合风格，及至17世纪，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已经在葡萄牙被广泛接受，成为彰显品位、威望的物件。

　　玛丽亚·荷奥·帕切科·费雷拉

　　（Maria Joao Pacheco Ferreira）

　　葡萄牙与亚洲的联系始于1497年至1498年间，当时，瓦斯科·达伽马的海船抵达印度西南部港口科泽科德。1511年，当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中国市场在区域贸易中的作用变得尤为显著，这也刺激了欧洲人对于远东的兴趣。葡萄牙王室觊觎巨大的经济利益，派遣大使来到中国。

　　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率领船队首次登上中国领土澳门。1516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欧洲最好的亚洲信息收集者”、里斯本药剂师托梅·皮莱资作为大使前往中国。皮莱资离开深耕多年的印度，随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舰队前往广州。他跟随南巡的明武宗回到北京。1521年，武宗驾崩，中葡爆发屯门海战，皮莱资被明世宗下令押解到广州听候处置，嘉靖三年（1524）5月因病死于广州监狱。

　　明朝政权（1368-1644）基本上是禁止海外贸易的。屯门海战结束后，明政府更是下令水师见到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即便如此，1520年代，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葡萄牙和中国商人的交往在私底下依然存在，但这种交往是非法的，需要通过贿赂、走私等方式进行。1554年，中国和葡萄牙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葡萄牙的日本航线船队司令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在交付税收的情况下，使葡萄牙在中国的商贸活动合法化。此后，葡萄牙人得以居留澳门，澳门半岛开始对外国商队开放，澳门正式成为各国商人的聚居贸易点。

　　葡萄牙在澳门建立殖民地，也开启了中国与欧洲商业交流的篇章，并最终将中国的货品远销到世界各地。多文化汇聚的澳门也成为人员、货物、知识聚集之地。

　　中国纺织品出口葡萄牙的早期证据

　　葡萄牙在亚洲多个区域拥有了立足之地，比如中国的澳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的柯枝和果阿。彼时，葡萄牙人可以购买到来自全球的各式商品。就纺织品而言，他们既进口未加工的布匹，也进口加工好的成品。

　　在1566年于里斯本出版的《曼努埃尔国王编年史》中，达米昂·德戈伊斯描绘了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20年从亚洲带回葡萄牙宫廷的中国纺织品。这本书是最早关于葡萄牙的中国纺织品的资料，根据该书描述，纺织品上装点着风景、花朵，以及中国神灵的形象。德戈伊斯很可能描绘的是中国缂丝，如果确实如此，那这将是此类纺织品首次登陆葡萄牙。

　　最早抵达葡萄牙的纺织品而今只能存在于文字的记录中。比如在1522年的一份货品清单中，记录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衣柜中有一件中国锦缎法袍。1534年的货品清单中可以看到，继承了父亲品味的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同样拥有不少中国丝织品，其中包括一套三件锦旗，一件锦旗上描绘着葡萄牙的军装，另外两件是白色塔夫绸，上面描绘着十字架。该清单中还罗列了同样来自中国的超过100码的薄纱和4码的绸缎。在1528年的货品清单中，约翰三世的妻子、葡萄牙女王凯瑟琳拥有35码的白色中国丝绸。

　　当时，在欧洲贵族当中，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继欧洲布料之外，制作服装、法袍等物品的第二选项。

　　尽管这批登陆葡萄牙的早期织物并未能够留存下来，但是有充分证据，让我们了解16世纪至18世纪来到葡萄牙的中国纺织品。中国纺织品在整个葡萄牙的教堂、公共和私人博物馆中都可以见到，最重要的收藏在位于科英布拉的马沙杜德卡斯特罗国家博物馆，和位于里斯本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些珍贵的保存是中国为了符合葡萄牙人品味制作的纺织品的绝好范例，其中很大数量的纺织品是教会的法袍和饰物。

　　为海外市场提供的新产品

　　16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充分意识到和葡萄牙交易的经济利益，并开始为新市场制作纺织品，他们在纺织品中吸纳了欧洲的元素，其中大多数借鉴了欧洲雕刻和装饰品。在远东活跃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1532-1597）在一封寄回葡萄牙的信件中，讲述了中国纺织品上描绘基督教图像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中国的事情：在得知葡萄牙人如何崇拜自己的神灵（之后），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决定抓住这次获利的机会—那是他们的首要兴趣。”尽管中国和葡萄牙的关系尚在萌芽期，中国工匠展现了惊人的模仿能力，并在运用美丽动人的工艺品吸引葡萄牙人方面很快驾轻就熟起来。

　　通过葡萄牙的相关资料，我们现在能够描绘出一幅相当清晰的画面，呈现中国和葡萄牙的审美图景。不仅是材料，或者技术，还有视觉的想象，还有肖像、装饰，所有一切都是源于二者的美学传统，并且恰如其分地交融在一起。

　　16世纪，根据中国传统创作的丝织图案远销到葡萄牙，并被用来装点家居或者教堂。这批物品具有鲜明的中葡特性的混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在多个收藏系列中出现的图样，是头戴冠冕的双头鹰和被箭刺中的心形花瓶。双头鹰代表了曾经一度统治葡萄牙的哈布斯堡王朝，被刺中的心脏也许与奥古斯丁宗教有关。葡萄牙在1580年被西班牙和哈布斯堡打败丧失了主权，但在1640年又夺回了主权。因此，在1580年至1640年，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曾经短暂地执掌葡萄牙。但在1640年以后的葡萄牙，这类图案还如此流行着实让人费解。或许，一种解释便是，该图像已经成为东方织工供给葡萄牙市场的经典范例，并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很多中国纺织品中的装饰性元素中可以看到清晰的欧洲脉络，源于基督教传统、纹章、欧洲神话。其中一些完全是欧洲式的（除了技术、材料以外）。另外一些，则是欧洲和中国主题的结合。比如在一件16世纪的蓝金色锦缎上，盛开的莲花全然是中国式样，但却运用了不少吸引欧洲品味的元素，比如双头鹰和大象。双头鹰在中国供给葡萄牙市场的纺织品中如此多见，也产生了各种中国化的诠释。双头鹰的图像，通常是双翅张开，尾巴伸展。有时候，伸展的尾巴甚至也会张开成一把扇子，整个形态仿佛是中国的凤凰。大象同样来自亚洲，也许代表了佛教传统。欧洲人可能不会对于其宗教内涵有太多理解，但一定能够欣赏其精美的编织和异国情调的意象。大象同样是权势的象征，中国和葡萄牙的国王会将之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的国王。

　　一方面，中国织工学会了很多欧洲式样，同时，他们也常常会在远销欧洲的纺织品中植入各种中式元素，比如置入很多中国式植物、动物。牡丹是中国纺织品上非常重要的元素。除此以外，动物也非常重要，鸟禽常常是成对出现。一个典型的图示，就是中心有一对凤凰，周边围绕着其他动物。这类图像不仅远销欧洲，在秘鲁的挂毯上也可以看到。

　　中国纺织品极具吸引力，加之它如此难以获得，以至于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模仿”这类中国式纺织品的潮流。约翰·埃尔文（John Irwin）称这股潮流为“中国风”，在市场上，中国制造和“中国风”纺织品往往难以辨别。

　　海外市场对于中国纺织品的热情催生了中国纺织品作坊的发展和织造技术的提高。一些来自海外的订单有明确的指示，比如某个贵族的徽章。其他一些订单则描述模糊，或者干脆只要“中国布料”。当时，全欧洲对亚洲货物的热情与日俱增，亚洲货往往是品位和身份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作坊也逐渐熟悉了欧洲人的喜好，并且发展出一种即成的模式，可以快速生产大量织物，并且保持质量的稳定。

　　这些纺织作坊的确切地点依然难以确定，人们也无法知晓它们是否只专注于制作外销纺织品。一些学者认为澳门是一个制作中心，特别针对这类装饰有双头鹰的纺织品，这种认识有葡萄牙殖民官安东尼奥·德摩尔加（Antonio de Morga）在1609年的说法佐证，他提及澳门制造的一批家居织物抵达马尼拉，另外有报告说一批纺织工人驻扎在澳门专门接受来自葡萄牙的订单。

　　另一个可能的纺织中心是广州，尽管还不是很确定，这些纺织品是当地制造，抑或仅仅在当地交易。葡萄牙商人定期会到广州与当地中国商人交易。这条成熟的交易线巩固了顾客、中国中间商和作坊的联系，也在数年中培育起忠实的买家。

　　在葡萄牙对中国纺织品的接纳

　　在逐渐熟悉16世纪亚洲精致的纺织工艺后，葡萄牙消费者开始对中国高档纺织品趋之若鹜，尤其是对于那些刺绣的织品更是热衷不已。如潮赞美大多是针对这些刺绣所运用的黄金般昂贵的材料，以及装饰图案的华美和精致。

　　当时一些作者强调，中国面料的装饰性中能看到极致创新与精雕细琢。1526年，奥古斯丁修士胡安提及这种闻所未闻的中国金纸包线的制作方式时，坚信它将“以一种从未见过的方式存在于基督教的世界中”。

　　虽然有人推测，中国纺织品仅仅存在于葡萄牙少部分拥有社会特权的阶层中，但事实上，这些织物几乎与一切社会阶层成员密切联系：从王室、贵族，到教堂神职人员，甚至是中产阶级。这种广泛的接受度反映出了17世纪中国与葡萄牙日益热络的联系，以及葡萄牙人对外国商品的热切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与亚洲商品相关的象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葡萄牙帝国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历史上曾有一件出名的中国的刺绣品—一件用金线和各色丝绸刺绣而成的白色塔夫绸华盖，上有鸟类、树枝和花朵等图案。葡萄牙国王亨利一世曾在凯比尔堡战役后用这件华盖支付战败赎金，用来交换被俘虏的贵族。

　　中国织物很快为葡萄牙教会和市民生活所接收，成为彰显品位、威望的物件，它们甚至成为人们各种场合都优先穿着的衣物，甚至室内外装饰也大量采用。1609年，国王为禁止这股奢靡之风，颁布了禁止奢侈品的法律。在被禁物品的名单中，包含了大量中国刺绣织物。

　　不过，在相当多的重要场合，如天主教宗教仪式和宫廷仪式中，没有一两件中国织物作装饰，是不可想象的。国王约翰五世（1689）的洗礼教堂中就有一幅中国刺绣挂饰，上面绣着特洛伊战争中的历史场景。在圣安德鲁·阿维利尼的册封盛典上，里斯本的某座教堂内墙上布满了绣着金色花朵的中国纺织品。

　　由于市场对这些异国珍品的需求高居不下，一些仿制品出现了。也许这些纺织品是葡萄牙国内被奴役的亚洲工匠所为。虽然没有关于这些奴隶的确切信息，但一封1578年由佛罗伦萨商人菲利普·撒赛迪寄给巴西奥·瓦罗里的信中写到，每年都有一些日本和中国俘虏在葡萄牙定居。撒赛迪在信中提到了他们的外貌特征和高超技艺：“这些日本人对工艺有着很好的领悟能力；他们堆着笑脸，身材不高。而中国人则对所有的工艺都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实践能力。” 一张现藏葡萄牙阿韦罗博物馆的桌布，上面布满了类似满清官服补子花纹的图案。诸如此类的葡萄牙仿制品能够满足那些追求这些全新图案却无力购买中国刺绣的人。

　　早于17世纪，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之前，中国人的纺织品就非常符合葡萄牙人的欧洲式品位。17世纪中叶之前，葡萄牙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其在澳门进行的通商活动奠定了纺织品领域的贸易路线，而刺绣是其中的重要产品。同时，葡萄牙也控制了一些更为庞大复杂的贸易路线，将澳门和其他贸易目的地联系在一起—日本、菲律宾、印度，乃至非洲、欧洲、南美洲。17、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也加入到这场海上贸易的开拓和竞争中来。这一方面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使得葡萄牙失去了其霸主地位。生丝成为最抢手的纺织产品，纺织的成品也成为货物运输的重要部分。从此，中国的纺织品变得越来越适应西方审美，也越发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

　　（作者系葡萄牙艺术史学者，朱洁树、徐燕倩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