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

　　文=梅新育

　　中国不应违背经济规律来限制煤炭进口，这不仅损害国家信誉，而且将帮助国际煤炭产业集中，养虎为患。中国真正要做的是优化国内煤炭产业和运输配套。

　　通过限制进口煤炭来挽救国内煤炭市场景气的思路忽视了贸易商的规避措施和替代能源的影响，因此其效果殊堪质疑。

　　倘若选择以环保名义限制低热高硫劣质煤炭进口，中国因此遭受的“贸易保护”指责会少一些，但规避的难度也要低很多。煤炭生产和贸易商可以先将进口煤炭运到中国为数众多的保税库、保税区之类“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掺配，然后完成进口；或是先在国外其它场地混配再运到中国。

　　反正中国最终用户在使用劣质煤时都要经过混配，此举效果无非是将原来在燃煤电厂完成的混配工序提前到了国外或中国的保税区、保税库，达不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徒然给最终用户增加干扰而已。

　　正因为如此，有业界人士认为，国家能源局酝酿中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如果付诸实施，对国际煤炭出口商的影响即使存在，最多也只能维持两个星期。

　　事实上，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违背经济规律企图无谓地用关税、环保等工具限制煤炭进口，并因此而损害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的信誉；更不宜采取“煤电互保”、限制外省煤炭进入之类的手段割裂国内市场，而是应该立足开放经济，抓住煤炭行情下跌的机遇，对内调整优化中国煤炭及相关产业。

　　限制进口煤的“虎患”

　　鉴于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占国际煤炭贸易量（10亿吨左右）的近30%，中国倘若实施这种大贸易商有能力规避而小贸易商无可奈何的措施，将重创海外中小型煤炭生产和贸易商，却不伤海外大生产和贸易商筋骨，而且为其创造廉价抄底收购中小型同行或坐视其破产退出的机会。从而帮助海外煤炭生产商和贸易商实现集中，进而增强其未来面对中国买家时的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这一结果显然有违我方利益。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就提到，印尼是全球最大电煤出口国，如果中国按当前计划实施《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印尼1/3的对华煤炭出口可能受阻，数以百计的印尼小型生产商基本上没有资本开展洗煤并改善品质，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之外开辟新的销售渠道。但Bumi Resources和Adaro Energy等印尼大型煤炭生产商有能力将较低品级和较高品级的煤炭混合在一起以满足中国可能的新要求，而且还可以随时进入印度等其他潜在市场。

　　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中国国内煤炭企业不应追求独享当前国内销售市场的目标，而应当追求在较长周期中与进口煤炭分享国内销售市场、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目标。如果通过贸易保护手段限制煤炭进口，中国距离主要消费市场位置较近、开采难度较低、条件较好的煤矿资源将加速耗竭，届时我们将面临更大压力开放煤炭进口，而且海外煤炭供应商的市场地位将比现在强得多，有能力向中国索取较高价格。

　　换言之，我们必须在两种结果中选择：其一，继续实行煤炭自由贸易，海外煤炭供应商市场地位不强，只能被动接受中国市场定价；其二，限制煤炭进口，抬高国内煤炭价格和下游产业及国民生活成本，短时期后不得不开放煤炭自由贸易，海外煤炭供应商强势索取、维持较高价格。这两种局面何者更为可取，不言而喻。

　　由此推而广之，中国在制定可能影响进口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对中国进口贸易市场地位的影响。为了中国自身的长期利益，我们的进口政策应当有助于保持海外供货商的分散，而不是帮助其实现集中。

　　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中，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公司对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垄断让中国钢铁产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说三大公司垄断国际铁矿石市场的格局在中国跃居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和最大铁矿石进口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中国只不过是被动的承受者，那么，在其它初级产品领域，中国不能用自己的巨大进口购买力去扶植形成新的国际垄断巨头，使之具备讹诈、勒索中国的能力。

　　如果直接对煤炭进口加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煤炭贸易商无论规模大小均难以规避，但中国要因此而承受较大的“贸易保护”指责压力，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无形资产损害较大。

　　而且，煤炭相对价格由此提高，相对于其它能源的性价比下降，最终用户必然由此更多地选择使用其它能源，减少消费煤炭。须知煤炭业的“黄金十年”很大程度上源于油价上涨，能源消费由此更多地转向性价比大大提高的煤炭和其它能源。而在整个初级产品行情下行的环境里，煤炭价格坚挺甚至回升，意味着其相对于其它能源的性价比下降，一部分能源消费必然从煤炭转向其它能源，能源消费增量的这种转变将尤为明显。

　　自强才是正途

　　在调整优化中国煤炭及相关产业方面，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在煤炭行业强力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从而增强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推进煤炭产业重组，压缩过剩产能，关停并转技术、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煤矿；减少原煤，提高洗选煤炭比例。煤炭产业目前的困境，相当一部分源于持续高强度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在“十一五”以来的7年中，煤炭行业投资总额高达2.27万亿元，过度乐观的市场预期，驱使过多资本涌入这一产业，形成了过高的产能，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能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加之中国煤炭资源禀赋存在的问题，成本居高不下，致使中国拥有一批全球成本最高的煤矿。

　　在煤炭牛市期间，关停并转遭遇巨大阻力；熊市则为产业重组、压缩不符合技术、安全和环保不达标煤矿创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矿产资源产业与制造业不同，关停并转、压缩一部分产能并不会导致本国地下资源流失和永久性丧失生产能力，没有必要在熊市期间付出亏损、财政补贴等项代价而强求维持产能。经过重组，随着海外资源消耗减少，海外生产成本上涨，国内生产的商业可行性将随之提高，一旦下一轮牛市到来，或因战争、动乱等原因而有必要提高国内产能时，恢复和提高产能并非难事。

　　在推进煤炭产业重组、压缩过剩产能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和排除腐败的干扰，并利用这一机会推进反腐败斗争。矿产资源牛市也是腐败高发的“牛市”，古今中外皆然；中国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的一大副产品就是煤炭产区腐败规模和程度的大幅度上升，除了收受贿赂之外，煤炭产地和相关部门不少官员还违纪持有煤矿股权（包括干股）。

　　小煤窑违章生产、超采、矿难、运输超载……等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无不是腐败作祟所致。某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急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或财政补贴为本地煤炭企业“解困”，除了那些虽然有悖经济规律却能够摆上桌面的动机之外，不排除某些官员是因为本人或家族与低效率中小煤矿有利益关系，方才假公济私。

　　其次是提高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推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回收，藉此提高整条煤炭产业链收益，降低成本。其一是改进煤炭洗选、加工转换的效率及资源回收。其二是激励煤层气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研发应用，提高煤炭产业收益，降低成本。

　　第三，我们需要抓住煤炭行情下行和铁路体制改革的时机，优化煤炭运输格局，大幅度减少汽车运煤数量，提高煤炭运输中铁路运输占比，推进资源开发专线建设与运营。

　　在煤炭业十年牛市期间，中国公路运输煤炭数量猛涨，形成了“用燃油换煤炭”的极不合理的煤炭运输格局，既降低了能源消费效率，又因为公路运输成本远远高于铁路运输而大大提高了煤炭成本，还造成了严重的堵车问题，并由此衍生出交通路政等部门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根据笔者走访太原铁路局时取得的数据，铁路、公路、航空单位运输量平均能耗比为1︰8︰11，铁路、公路、航空货运完成单位运输量的能耗比为1︰1.3︰3。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煤炭物流成本就占到煤炭价格的30%-40%，公路运输成本为200元/吨以上；再考虑到京藏高速、110国道等煤炭公路运输干道近年来运煤车流量常常超过公路设计流量上限一半甚至一倍，堵车高峰时期堵车路段动辄长达数十公里乃至120公里以上，以至于赢得“世界最大停车场”称号，公路运输煤炭的社会成本就更高了。

　　通过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提供更佳服务，将煤炭运输市场更大份额吸引到铁路上；通过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面向煤炭产业的资源开发性铁路建设，实现煤、路、港、电纵向一体化运营以提高经营效率；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借助煤炭熊市的机遇优化煤炭运输格局，从环保、成本等各方面为这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为了践行煤、路、港、电纵向一体化经营策略，抓住时机加快推进建设面向煤炭产业的资源开发性铁路，鉴于熊市期间煤炭企业财力下降，可以招揽金融资本作为财务投资者进入，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结合起来。

　　煤炭仍是优势的基础

　　不仅煤炭，扩大进口其它初级产品、充分利用海外资源都对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农、牧、林、渔业资源，还是矿产资源，都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许多资源的供需之间存在无法弥补且日益拉大的巨大缺口，也是因为中国不少初级产品资源数量虽不少，但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从铸造国内产业总体竞争力的视角考察资源状况，资源开发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比资源拥有量更有意义；也正是从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角度看，中国许多煤炭、石油、金属资源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发价值，取得海外适用、优质原料远胜于株守国内低品位资源。

　　考虑到中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还需要结合国家安全战略，保留部分资源的战略蕴藏，充分利用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更大了。

　　在实践中，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加剧社会矛盾，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影响也显示出了两面性：一方面，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拥有丰富资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充分发掘这一轮商品牛市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潜力，因为更低的贸易壁垒帮助他们的资源打开了更多的市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则为开发他们的资源提供了更多必要的投资。

　　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他们的制造业要么在萌芽之中就被扼杀，要么在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遭遇“非工业化”倒退。不仅遭受了苏联解体毁灭性打击的俄罗斯如此，不曾遭遇国家分裂大动乱的巴西也不例外。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之上，为了落实上述策略，提高扩大初级产品进口的收益，我们要注意和推动以下几点：首先是在保证质量、交货、服务等标准的前提下，用我们的购买优先推动海外非垄断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供应商发展，避免促进海外供应商的集中，以免养虎为患，增强其未来面对中国买家时的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

　　继续积极稳妥发展“进口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亦即投资者以母国为目标销售市场而开展的海外直接投资，让中国国内投资者分享煤炭进口增长的收益；并通过这类投资带动中国劳动力和资本设备的输出。

　　一般而言，海外资源开发直接投资应当奉行反周期策略，以求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初级产品熊市正在为我们实施反周期策略创造条件，不仅投资项目价格趋向下跌，投资东道国朝野社会对外资的要求也会趋向灵活，减少过高、过分僵硬而违背商业合理性的要价。

　　中国政府需要从投资协定、海外投资保险（放心保）、创建境外中国经贸合作区等方面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同时有必要引导、组织国内投资者赴海外投资。特别是对在国内煤炭产业重组中退出的中小投资者，可以考虑以合适形式引导、组织他们转战印尼等国，缓解、消除进口增长和国内产业重组的冲击及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