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舰

　　“如果脱离实体经济本身去谈金融体制改革，那一定会成为悬在空中的楼阁和风险的积聚点。”上周五，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再启开放的力量”2013年会上，一名来自型国企海外投资部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时下，人们对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的关注热度依然高涨，这从该年会下午举办的分论坛人气上就可看出，讨论自贸区话题的会场人员济济一堂。

　　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是上海自贸区整体改革先行先试的重点，它只是自贸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配套工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反过来讲，如果要关注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展状况，目前的切入点无疑是应该关注这块28平方公里的自贸区会做些什么。

　　资本项可兑换不会一步放开

　　目前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细则还未最终发布，但对于自贸区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在业界基本能够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资本项目的开放。其实，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总方案中，就提到“风险可控”的前提；在自贸区挂牌仪式上，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张新又特别强调：“自贸区的金融改革，都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予以推进，对改革内容成熟一项、推动一项，适时有序组织试点。”如此谨慎，防止“热钱”通过自贸区冲击国内实体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从目前的综合情况来看，即使自贸区实现相当于离岸金融管理的方式，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并不能一步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自贸区内外的改革联动下，资本项目可兑换深水区的改革会继续向前，无论这个过程有多艰难或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多么缓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在谈到自贸区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时表达了她的个人看法。她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等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世界上实行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经济体，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在金融危机之后，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资本项目的开放度都出现了回落。”潘英丽说，“货币的自由兑换对应的是行政管制的退出，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货币的自由兑换体现的是国际需求，资本市场的限制体现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平衡。”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管控，潘英丽认为，这取决于我国自身的水准和相关管理措施的把握程度：首先是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目前到海外进行投资获得回报的程度如何；其次是国家在管理资本流动方面的法律和财税手段是否健全，这关涉到资本项目开放的必要性和能否防止“热钱”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

　　而学界内也存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积极改革派。他们认为，中国巨量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资本项目开放后可能带来的冲击，同时认为开放后的账户也可以随时关上。但谨慎的观点仍然认为，经验表明，在发生危机时，外汇储备的干预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在政策不匹配情况下全面放开资本账户如果带来危机，其所带来的伤害将会超过开放本身所带来的好处。

　　时间次序选择仍是复杂命题

　　资本项目可兑换有着现实的需要。国内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前不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其已在自贸区落户的公司对境内外投融资便利化的改革更加期待，因为公司在海外投融资方面有业务需求，所以对于这方面的金融开放政策希望越开放越好。

　　另一家大型国有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负责人则向本报称，其实对于国内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的大型企业而言，海外的投融资活动目前可以进行，而且很多，国内近年来对于一些金融方面的管制也在逐步松动。这样来看，其实，自贸区如果进行更加大胆的金融改革，将来再复制到全国的话，那将有利于更多目前没有能力进行海外金融活动的企业或者个人，从其改革之利的角度来看，将是一个普惠更多人的政策。

　　但一个合理的政策与现实之间总在寻找那个最佳的结合点，要想正好达到结合点，其实并非易事。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世界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全面的风险考量显得更为必要和顺理成章，也许在考量的过程中，它会使原本要进行的改革变得缓慢。但面对危机，在没有准备好应对它的时候，宁可改革慢一点，谁也不会欢迎危机的到来。

　　此外，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进行的改革项目，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金融改革众多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最长，并且这是一项循序渐进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也称，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各项具体开放措施在时间安排上也会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对于时间的次序安排，或许正如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近日所言，金融改革肯定是从矛盾最少的那个领域入手，矛盾越多的改革可能所需要的时间会越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在上周五的论坛上也表示，不要忘记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其他金融改革的时序问题非常重要，它是决定风险可控的最重要问题。她说，资本项目可兑换至少要与汇率的灵活性并驾齐驱，同时，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应相时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