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 林秀峰

　　从2007年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发酵成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世界市场体系的各个板块。这场金融经济领域的大地震与自然界的大地震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地震从中心向外围的冲击传导分为纵波与横波，纵波传播快但杀伤力小，横波传播慢但是杀伤力大。金融地震的冲击波也是由内向外，也有纵波横波之分。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和2009年的快速反弹，就是纵波的作用，其作用时间以月为单位；但是真正对世界经济各板块形成深度伤害的，是以年为单位的横波。

　　横波第一轮伤害的就是美国本身，令其陷入衰退、高失业、资产价格暴跌以及政府赤字扩大等一系列危机状态。借助高明的“去杠杆”应对政策，美国国内的危机被成功控制并向外部转移。由于美欧之间金融投资的深度一体化，直接受害的就是欧洲，尤其是南欧东欧等国际竞争力较差的欧洲外围地区，于是就有了欧债危机，也就是横波冲击下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二轮。

　　欧债危机从2010年持续到2013年，目前大体稳定下来。从逻辑上看，金融大地震将迎来它的第三波，受到冲击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益于过去10年的过度流动性的新兴经济体。正因为如此，华尔街的“秃鹫”们最近盘旋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上空。

　　与地质灾害不同之处在于，世界经济震波越往外围传播杀伤力越大。笔者统计过2008年的各国资本市场在纵波冲击中的下跌幅度，的确是越往外围扩散下跌幅度越大。纵波如此，横波亦然。通过比较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不难发现后者的整体伤害力度更大，令社会更加动荡、失业率更高、经济衰退程度更深，有些政府也因此更迭。当这势缓力沉的第三波金融震荡来到发展中国家时，不妨想象一下届时的惨烈景象：由于政治经济发育程度较低，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对抗危机的能力更加有限，发展中国家很可能经历各类上层建筑的大面积坍塌。如果没有大国牵头的联合自救，萧条、失业、货币贬值、高通胀、债务违约、政变、内战，恐怕会成为未来5年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主题词。

　　全球危机第三波的发令枪就是美联储正式退出量化宽松(QE)。纵观历史，每一轮美元加息和上涨，都会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危机，退出QE将带来美元利率上行，巨量资金将从世界外围地区撤离。自2011年起，华尔街许多人开始做空中国，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可控，如果应对得当甚至反而是机会。理由如下：一，中国已进行地方债务摸底，潜在的窟窿同中国经济体量以及政府资产相比还算可以承受；二，跟风者少，笔者在香港金融界的调研发现，许多人认为华尔街玩不过共产党，所以不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跟着华尔街跑；三，中国毕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工业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如果把人民币快速贬值20%，所谓过剩产能就不是问题了，而全世界都会急眼，美国政府肯定是叫得最响的。

　　既然风险可控，那么危机对于我们而言就可能是机遇大于风险。以德国为例，在欧债危机中，工业出口强国德国反而扩大了在欧洲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出口甚至受惠于疲弱的欧元。那么在第三波危机中，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板块中的工业强国，是否可以萧规曹随呢？采取以下策略可以自利利人：一是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相对坚挺，在危机期间暂不扩大波动性，从而塑造一个新的避险币种；二是通过金砖机制和双边机制向遇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民币长期贷款，帮助它们维持宏观环境的稳定；三是精选少数发展中国家，与之达成产业园合作，把一部分劳动密集的制造业转移过去，将它们树立为跟中国走的正面典型；四是在危机的中后期加大收储全球大宗商品的力度，避免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度下跌。

　　危机是考验一个民族智慧和胸怀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像日本政府当年的短视和鸡贼。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利用(升值前的)日元贷款骗了一大批东亚国家，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望风而逃。结果日本获取的是短期局部利益，日元国际化、亚洲头雁、正常大国等等理想到头来都变成一枕黄粱。

　　对于一个抱负远大的国家而言，要准确把握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群众路线应该也是管用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我们需要牢牢抓住的群众。▲(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