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国家经济转型下的战略需要。它的建立将打开我国的港口贸易、航空枢纽以及离岸金融等领域的创新成长空间，将对这些行业以及未来我国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提出的不平衡成长理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谈判、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借助自贸区这一窗口，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机会，不被边缘化，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自贸区的功能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

　　自贸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划出特定的区域，允许外国商品在该区域内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一种自由港的关税隔离区，也叫自由贸易区（FreeTrade Zone）。典型的如德国汉堡港、新加坡樟宜等。而广义的是指自由贸易协定区（FreeTrade Agreement），两个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定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是跨国界的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协定组织。如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等。

　　目前世界上已有1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由贸易区，其中发达国家有425个，占35%；发展中国家设立了775个，占65%（2006年）。

　　这些自贸区按照不同功能定位可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零关税自由港型，这种类型的自贸区对进口商品、当地消费和转口输出都不征收关税；第二种是转口集散型，这种自贸区是主要利用区位优势进行港口装卸、货物储运、货物商业性加工和货物转运等业务，典型代表是汉堡和巴塞罗那；第三种类型是以菲律宾马里莱斯为代表的贸工型，集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于一身；第四种是出口加工型自贸区，以出口加工为主，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五是保税仓库型，可不办理进口手续就连续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以意大利罗马的免税仓库为代表。

　　虽然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具体功能和管理政策有差异，但通用的规则包括：（一）进入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的商品无需缴税；（二）自由贸易园区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监管更为简便和宽松；（三）商品进港后，可以进行各类加工、处理，也可以与外国或国内商品混合重新出口。如需运进所在国国内其他地区，办理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即可；（四）对进出区的活动不加限制，已纳税的进口货物可以从纳税地进入区内与其他货物混合后，再免税进入纳税地等。

　　此外以实际发展来看，目前各种自贸区的功能正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在区内不仅原材料、零部件甚至成品都可以自由进出，同时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贸展销、金融服务等各种深化服务都渐渐汇集，功能完备化后的自贸区运行效率也大大提高，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地的自贸区通常会发展成为所在区域贸易中转枢纽的原因所在。

　　以迪拜自贸区为例，1985年迪拜建立了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AFZA），目前已由成立时仅有19家企业的小微型自由区发展成为如今有超过6400家企业驻扎的超级中转站，在设施、政策、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除了优良的地理位置，该区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简单透明的法规和高效快速的行政能力。目前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港区年吞吐量1400万标准集装箱（TEU）左右，为世界第九大集装箱码头，运营超过170条航线，已经是最繁忙和最成熟的自贸区之一。2010年，JAFZA实现贸易总额约2200亿迪拉姆（约合600亿美元），占迪拜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又如韩国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2006年开始试运营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货运机场，2010年货运量达到268万吨，其中中转率达到44%。约有700多家物流运营商选择使用自由贸易区，其中不乏国际货运巨头，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货运运输量占仁川机场货运总量的70%。同时DHL、泛韩物流、三星物流已将仁川机场物流园作为洲际物流集配枢纽。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自贸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积极支持。为吸引外来企业入驻，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进驻园区的外资企业根据不同行业和投资规模，在今后5至15年内，可享受减免税收、土地使用费等优惠政策；同时，积极鼓励货运航空公司入驻或拓展新货运航线；拓展机场连接性。此外，仁川机场不断完善物流配套设施，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我国需要尽快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自贸区通过设定特定区域自由港的形式，减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的交易成本，扩大对外开放，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更加顺畅，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驱动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国家战略需要，重点是制度创新，未来有望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

　　按照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提出的不平衡成长理论，即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创办自由贸易区或具有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其他自由区，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取消贸易限制和贸易壁垒，实现与国际经济体制和惯例的接轨，具有示范和样板作用，这是支持各国兴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起我国加入WTO之后，开始接受全球的国际贸易规则，并在全球赢得了巨大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以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明显的瓶颈，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过大带来了大量行业的产能过剩，结构问题突出。为寻求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我国需要尽快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以此为契机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上海自贸区推进的速度和力度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对于理顺自身定位，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而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减少了寻租机会，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试验田。

　　从国际环境来看，自贸区目前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与目前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合作伙伴（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的原则相一致，有可能是未来中国更加深入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的窗口。

　　2009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大力推动TPP的谈判，并在2013年7月启动了TTIP的谈判。2011年11月，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2013年9月，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中国成为亚太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加入TPP谈判的国家。与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自由化不同，TPP和TTIP力主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在TPP的框架下，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是核心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规则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种实际替代。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比WTO框架下的国民待遇原则更为宽泛；而负面清单除了所列的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外，其他行业皆可经营，管制更加宽松。

　　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已陷入停滞，而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涵盖了超过39个国家、62%的世界GDP经济体量，未来将对国际贸易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的谈判中，借助自贸区这一窗口，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机会，不被边缘化，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个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试验区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中国”二字体现了自贸区的国家战略高度，对内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金融、法律以及体制改革，对外将适应新的国际竞争格局，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国内意义和国际影响。

　　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试验区域，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守住”的海关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放开了我国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限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而负面清单更是激发园区经济的活力，有助于我们探索政府减少经济干预下的管理经验，为经济的转型先行先试，为我国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经验。

　　上海自贸区建立将对我国的港口贸易、金融改革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打开创新成长空间，将对这些行业以及未来我国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1、港口贸易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首先将带来港口货量的提升。由于通关手续更为便捷，将吸引腹地贸易商从上海港申报出口，高附加值的本港货有望得到提升。随着自贸区各项优惠条件的落实，保税区功能将从简单的“保税仓储、初级加工、转口贸易”进一步拓展到“商品储存和转运，以及相关工业、贸易、运输、金融及旅游多位一体业务”等等。

　　2、航空枢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吸引中转旅客，打造客运和货运的航空枢纽。上海机场目前中转货物占比仅5%左右，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自贸区对转口贸易的政策扶持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上海机场的中转货物占比：第一，吸引物流运营商进驻；第二，航班频次和网络带来的便捷性将吸引大量国际中转货物，进一步强化浦东机场的全球航空货运枢纽地位；第三，依托上海的腹地市场以及上海港强大的货运吞吐能力，发展海空联运，吸引众多国际顶级企业将产品通过上海机场进行贸易中转。

　　3.离岸金融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将有助于上海建立成全球化的离岸金融市场，目前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共同特点是均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是上海跨越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目前全球离岸中心的外部资产已经高达4.95万亿美元，占所有经济体的17%。最初可以在区域内形成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同时建立并吸纳海外低成本的资金，实现包括非金融企业贷款、银行间资产、债券和股票资产以及其他资产的交易和托管，最终形成全球化的离岸金融中心。

　　尽管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我国带来了大量新的机遇，但是也应当意识到目前区内外政策双轨制蕴含着风险，区内区外的法律政策不尽相同，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和配合。防止不当利用潜在政策套利空间以及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要防止区内和区外间的不正当的利率套利交易，以及热钱通过自贸区冲击境内市场。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东北大学中改院分院博士生、国泰基金国际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