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政府由于先天的制度缺陷，发展难免加剧区域不平衡，而区域不平衡又进而损害经济当局的稳定。在解决欧洲经济当局的稳定与欧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欧洲需要更多智慧和手段。”

　　要对欧洲经济前景做个具象性的描述，李嘉诚是个绝好的例子。

　　作为亚洲首富，以中国人为豪，“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的李嘉诚，近两年来以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弃亚入欧”。报载，他的半数公司资产已转至欧洲，据和记黄埔[0.57%]2013年半年报，欧洲贡献了其35%的利润，比内地和香港还要高7个百分点。

　　春江水暖鸭先知。商人常常更容易感觉到经济的冷暖。笔者的校友“禅宗七祖”分析说李嘉诚撤资背后的连环计是以欧洲作为多年后重返亚太的跳板，“以退为进、隔岸观火、趁虚而入”。这个判断是否准确有待时间检验，但李嘉诚“抄底欧洲”的做法，仍受到不少追捧。笔者也曾在本专栏撰文认为“到欧洲买房已处于谨慎乐观期”。

　　与之相印证的是，最近颇具代表性的言论来自欧洲联盟内部。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专员奥利·雷恩、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阿斯姆森、ESM负责人克劳斯·雷格林和欧洲投资银行主席沃纳·霍耶联合为《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欧洲对危机的回应“正在开始显示成效”，“欧洲不再那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也对国际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支撑上述案例和判断的显见依据是欧洲的经济数据，比如二季度的GDP超预期。而确保欧洲债务危机真正走出困境的则是欧洲在危机后所做的制度性努力。如果要现在来总结的话，欧洲最成功之处在于尝试建立债务危机的止损和熔断机制。欧债危机救助的实践是，设定救助标准锁定重债国的债务风险，并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具体来说，欧洲对重债国确定救助标准，欧元区对成员国设定的标准是“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超过GDP的60%”，重债国要依据欧元区的救助标准约束自己，要么在框架约束下留在欧元区，要么离开欧元区自个儿玩自个儿的。其次是欧元区建立从EFSF到ESM的救助机制，并建立银行业联盟等，以防范危机的恶化和蔓延。

　　更进一步，欧洲危机救助的思路是一方面建立大经济政府，欧洲经济当局通过收紧货币权和财政权，来达到既能防范危机又能控制和救助危机的目的;另一方面，欧洲经济政府又寄望于欧洲整体的经济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近期经济形势的好转确如几位欧洲高官所说是欧洲对危机回应的“成效显现”。

　　但现实可能会比这几位高官“任何骄傲自满都将危害经济复苏”的言论更严重，欧洲目前的经济复苏仍有不可忽视的近忧与远虑。近忧是，欧洲的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希腊还可能需要第三轮救援，其他几个重债国也并未真正走出困境。

　　如果说这些近忧更容易解决的话，欧洲所面临的远虑则着实将考验欧洲当局的智慧。首先，欧洲经济当局的大政府思路需要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能力做支撑，比如银行业统一监管，对欧央行就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欧洲能否在监管能力与道德风险之间求得平衡有待实践。并且，危机时期被压抑的很多问题在危机后很难不暴露出来，比如欧洲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德法主导的经济政府能否在危机后仍能有效运转则不得而知。

　　其次，欧洲经济当局还面临“发展悖论”。欧洲要想真正走出危机，经济发展是最根本的出路，因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后都要落实到发展上。而欧洲经济当局由于先天的制度缺陷，发展难免加剧区域不平衡，而区域不平衡又进而损害经济当局的稳定。在解决欧洲经济当局的稳定与欧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欧洲需要更多智慧和手段。(作者系本报总编辑助理 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