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虽然大家对上海自贸区的重要意义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了较高程度的共识，但是，对自贸区未来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区别于以往“政策红利”(保税区、工业园区等)的新探索认识不足。有些还在期待财政货币政策是否会为园区出台一套特殊的优惠措施，或者还在等待国家尽快公布一个“先放开管制”所涉及领域的“清单”，以便明确自己的着力点并制定出争抢红利的计划表。

　　我以为，不管“自贸区”的繁荣，是靠“服务贸易”拉动，还是靠“投资便利性”的机制取胜；是靠“税收优惠”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宽所产生的吸引力驱动，还是靠建立一个大胆的“金融开放”环境来支撑，都不能离开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阶段、禀赋制约等因素)的发展准则，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来盲目构建一个不可持续、同质化的“创新驱动”模式。所以，这样一种高难度的要求，就必然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境内关外)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线放开”，是为了通过(尤其是要素市场)对外开放，比如，引进人民币离岸业务，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等，来倒逼各级政府的管理机制，从而打破过去遗留的、靠自身难以打破的垄断格局和行政管制壁垒；“二线管住”，就是要确保这一轮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将任何危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社会安宁”的做空中国经济的力量牢牢地挡在国门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上海自贸区的管制“放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和保税区一样，是“别人没、自己有”的一种政策红利的分享，而应该看成是检验自己创新驱动能力、转换创富方式的尝试—如果成功，那是获得了市场认可所得到的应有回报，而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更不应该产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失败，那是自己准备不足、内功不够的真实反映，而且这种由自己决策所造成的错误应该由当事人承担，不应该由国家埋单。

　　上海自贸区建设，应该看成是上海市政府勇于承担“探索国家转型模式”重任的举动—以自己“先行先试”的改革步伐，为全国提供一个“尊重市场规律、又能防止市场失败”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在启动初期，实际上就是一项“放松管制、提高监管效率”的“试错过程”)。而对于所有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也应该把他们看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家；大家要从对上海率先拿到自贸区的“羡慕”乃至也向国家“争抢蛋糕”的浮躁之心，转变为“自己应该去深思如何才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打开更多适合自己生存空间”的这份冷静和责任。

　　只有这样，中央提出上海自贸区模式“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才有可能形成“市场机制的复制和效率监管模式的推广”良性局面，避免各级地方政府无视自贸区是为了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活力”的宗旨，重蹈覆辙，为争抢自己片面认识的“政策红利”，再次大搞忽视地方发展承受能力、同质化的投资。

　　（孙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