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了解外贸出口的市场环境和外贸体制现状，我们有必要了解影响出口成本的多方面的因素，既要了解退税方面的因素，也要了解汇率方面的影响；既要了解信贷资金方面的利息问题，也要了解银行经营体制对资金供应的成本影响；既要了解信用保险（放心保）渗透率仍然过低的严峻事实，也要了解运输险在成本影响中的微不足道；既要了解中国的现状，更要了解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的做法。只要我们统盘考虑，客观判断，综合治理，多方缓解才能根本解决企业出口中的成本压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金融成本压力问题

　　当前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

　　经营主体多元化是成本压力增大的体制性原因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外贸体制最大变化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出口经营渠道不断增多，经营主体逐步实现多元化。出口经营体制不断改革，从传统的流通性外贸公司，到工贸公司，到生产型企业；从国有外贸，到三资企业，到民营企业；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加入世贸以后，我们承诺，将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也就是说，只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条件，企业将在向政府登记备案后自动拥有外贸经营权，因此，从事外贸业务的经营主体不断扩大，由原来的几万家企业发展到目前的60多万家企业，其中长年有出口贸易业绩的企业超过20万家。由于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数量激剧增多，对于国家来说，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劳动力就业面也随之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排名位次一再提升；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为了与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不得不采取薄利多销、低价竞销的办法，这也是国际上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而低价竞销的结果：一方面，的确有利于一些企业挤垮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企业自身面临的降低成本压力也不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出口贸易中企业降低金融成本压力不断增大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外贸体制改革和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速度超乎寻常，对外贸易规模由加入世贸前2001年的5097.7亿美元，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2012年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38667.6万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七倍多。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上的排名也由2001年的第六位，一举上升到2012年的世界排名第一位。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发展更为迅速，2001年，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还只有2661.5亿美元，2002年至2012年期间，出口的增长率平均达到20%以上，2012年出口规模达到了20489.7亿美元，2012年与2001年相比，出口增长了7.7倍。这种贸易排名的提升，由于基本上是粗放式经营、资源密集性投放和低附加值的，因此，虽然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排名已经是第一位，但是，中国仍然仅仅是贸易大国，而不是真正的贸易强国。

　　“诸侯经济”是成本压力增大的一个体制性因素

　　为了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最终解决地方劳动力就业问题，大多数地方政府都积极鼓励地方企业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规模，增加出口数量，这也是形成全国各地出口企业低价竞销的体制性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地方政府为了扶持出口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例如：对一般贸易出口直接进行扶持，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对国家欠退税形成的贷款利息的扶持，当前各地普遍使用的对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的扶持，等等。而以上多方面的扶持措施，主要目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压力，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然而，在薄利多销策略下，由于出口数量的扩张过快，低价竞销的机制基本上或者部分吃掉了地方扶持出口的好处，从而最终还是导致企业出口中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

　　稳中趋升的汇率是成本压力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薄利多销、低价竞销的形成依赖于一定的政策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人民币汇率由1981年以前的一美元兑换人民币1.4元左右，一直贬值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即达到1994年一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目前为6.2元。这种汇率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奖出限入”的积极作用，鼓励出口企业不断增加出口数量；另一方面，为企业的低价竞销提供了可能。国际上甚至把这种通过汇率贬值鼓励出口的方法，称之为“外汇倾销”。1994年以后的十多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还略有升值，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人民币一路升值，目前，已经达到一美元兑换人民币6.2元左右，这种汇率制度和趋势对企业出口成本的挤压形成很大压力，也就是说，企业出口成本的控制必须低于汇率的水平，否则难以做到出口贸易的有利可图和效益提升。

　　退税机制改革也是成本压力增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出口退税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2003年以前大量的欠退税形成的银行贷款利息负担，因此，给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欠退税后企业到银行的贷款量增加，从而形成了贷款利息负担加重。目前，这个问题已经一定程度得到了解决。二是部分商品退税率的调低，导致部分商品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商品处于不平等竞争，这是当前部分行业、部分企业成本压力加大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三是2003年开始的超基数退税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后，由于不少地区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对企业出口形成了新的成本压力。

　　综上所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外贸体制，“诸侯经济”形成的激励地方企业出口机制，稳中趋升的汇率制度和退税率调低等因素形成了企业“以量取胜”的低价竞销局面，由此在世界上引发了大量倾销案件。1995年以来的十余年，中国一直是受到反倾案件最多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每年面临着50件左右的反倾案件，1995年以来，中国已经累计受到400多件反倾案件，名列世界第一。

　　总之，企业面临出口成本的压力是在以上体制、市场和政策环境下形成的，所以，研究出口贸易中金融成本问题时，既不能孤立、片面的研究，也不能摆脱外贸体制去研究，更不能跳出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不能脱离目前出口的政策环境。

　　出口中金融成本的结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各种类型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金融成本在企业生产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提高，金融成本的获取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对企业利润的高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外贸行业来说，特别是出口贸易当中，金融成本的支出相对于中国国内生产、流通行业来说，支出的比重更大一些，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外经贸行业的企业自有资金比重较少，需要银行贷款的比重较高，因此，就金融成本中贷款利息而言，支出的成本也相对较高。

　　金融成本的基本概念

　　一般来说，所有出口企业要想在出口贸易中做到有利可图，必须保证每一美元的成本控制在人民币汇率以下的水平，也就是说，控制在6.2元以下，而在6.2元中出口商品的价格构成应该包含以下六个方面：原材料成本、工资成本、管理成本、税收成本、金融成本和企业利润六部分组成。所谓出口贸易中金融成本的概念是指：为了生产、销售出口商品所发生的融资（含出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等）、出口信用保险和运输保险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具体来说，主要指在出口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中，企业必须支出的欠退税形成的货款利息、正常的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出口信用险保费、运输险保费等的支出。出口贸易中金融成本的高低取决于以下几种因素：一是企业生产、流通商品中自有资金的比重，也就是说需要银行融资规模的大小及银行利率的高低；二是企业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对保险的认识程度和保费水平的高低；三是保险的覆盖面也决定了企业是否支出保险的费用。

　　金融成本的结构分析

　　1.出口退税是影响金融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免征、退还其国内流转税，确保其本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平等竞争的位置。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退税政策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最多也只是“先征后退”中贷款时间差形成的利息负担。但是，实际情况是，退税机制改革已经形成下列几方面对金融成本支出的负面影响：

　　一是退税率调整对成本的直接影响。2003年10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对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调整后的退税率平均降低了三个百分点左右，并建立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3%将提高出口企业的税收成本，初步计算直接提高每美元出口成本0.25元人民币，出口产品将以带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根据商务部有关部门粗略估算，出口退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一个百分点；若下调三个百分点，将使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三个百分点，对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仅此一项，按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2436亿美元测算，需要增加成本支出605亿元人民币。

　　二是退税滞后形成的贷款利息增加的间接影响。退税滞后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先征后退”机制下，从征税到退税本身有三个月左右的滞后期；另一方面，出口退税正式向国税局申报后仍有三个月左右的滞后期。因此，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银行贷款来解决问题，从而增加了贷款利息支出。以2003年为例：当年全国实际退税2039亿元人民币，按平均半年滞后期计算，需要增加贷款利息56.9亿元人民币。

　　三是退税超基数改由中央与地方分摊后增加的成本支出。根据测算，每出口超过基数一亿美元，地方财政将承担2300万人民币的退税款，这对地方财政，尤其是本来就不富裕的地区无疑是个沉重的包袱。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超过上年616亿美元，因此，增加地方财政支出142亿元人民币，如果地方不能全部“买单或部分买单”，必将转嫁到出口企业的成本之中。

　　综上所述，仅出口退税以上三方面的影响，直接导致出口成本上升803.9亿元人民币，占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高达4%，这四个百分点的成本上升是出口企业不应该承受的，特别是退税率调低带来的三个百分点是出口企业完全不应该承受的额外负担，而享受出口商品零税率是国际通行做法，然而，由于政府的退税政策，直接导致出口成本的上升，而且，企业面对政府退税率的调整，往往一筹莫展，或者说，退税率的调整已经成为降低成本的“铜墙铁壁”，成为挤压其他成本方面的重大负面因素。

　　2.贷款利息是影响金融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有外经贸企业的自有资金比重只有3%，经过20年的贸易发展和企业自身的积累，其自有资金比重已经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中央外贸企业的自有资金比重稍大一些，中小外贸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则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生产型企业自有资金比重大一些，工贸型企业自有资金比重稍小一些；北京等地的集团型企业自有资金比较充足，地方性贸易企业的自有资金比重则少一些。以2004年为例：出口贸易总额5933.7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出口2436.4亿美元，按照80%需要银行贷款解决，贷款额1.6万亿人民币，按年利息5.58%计算，需要支付银行利息900亿元左右人民币，占一般贸易出口的4.46%，即便是商业银行愿意按照央行的下浮利率执行，其利息负担超过了800亿元人民币，占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为4%。

　　由于中国现行贷款利率“封底不封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自由上浮, 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从资金供给方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仍占中国信贷资产总额的85%左右。在由少数金融机构高度垄断的信贷市场，广大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出口企业在获得银行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因此，这部分金融成本基本固定，挤压降低的余地很小。

　　不少企业提出，出口贸易的盈利主要是为银行打工，而由于企业与银行所处的不平等位置，实际上要想通过降息来达到减少金融成本支出也是企业的一厢情愿，因为银行也是“铜墙铁壁”。

　　3.出口信用保险对金融成本的影响微不足道。

　　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企业需要承担保费支出，这也是一项金融成本。2011年出口信用保险金额为2500多亿美元，当年赔付9.3亿美元。

　　虽然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事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但其覆盖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保户只有数万家，出口信用保险保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即渗透率指标）仅为11.4%。同时，目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平均水平仅为0.4%，已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其中大约一半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给予扶持，也就是说，投保企业实际承担的保费不到0.3%左右，占一般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仅为万分之一点五。因此，出口企业为出口信用保险支付的金融成本很低，试图通过压缩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而降低出口成本的空间很小，余地不大。更何况，随着企业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愈来愈多的企业将会主动利用信用保险这个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压缩现有数万家企业信用保险费用支出的问题，而是要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信用保险的保障措施，更何况即使退一步说，对保户而言，只有0.3%不到的成本，而占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

　　4.出口货运保险尽管影响成本甚微，但涉及企业面较广。

　　企业进行贸易出口一般均要投保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它是以对外贸易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货物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由哪一方负责办理投保，是根据买卖双方商订的价格条件确定的。如按F.O.B.价格条件和C.F.R.价格条件成交，通常保险由买方办理；如按C.I.F.价格条件成交，一般保险就由卖方办理。

　　出口货运保险的保费按投保险别的保险费率计算。保险费率是根据不同的险别、不同的商品、不同的运输方式、不同的目的地，并参照国际上的费率水平而制订的，一般在千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几之间。根据中国保险年鉴的统计，货运险的平均费率大约为1.5‰。2001年货运保费收入为40.63亿元人民币，2002年保费收入为4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2003年保费收入为40.8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2004年，估计货运险的收入也将稳定在4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货运保险存在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出口货运保险的投保企业较多，覆盖范围广。出口贸易中运输险的情况与信用保险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从表面上来看，运输险的费率水平只有千分之几，好像对企业成本影响不太大，但是，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投保运输险的覆盖面较大，享受货运险保障的企业较多。也就是说，虽然货运险保费费率较低，但是，影响企业的面较广。以2004年为例，按照中国保险年鉴提供的货运保险费率1.5%测算，货运险收取了40亿元人民币保费，折合美元4.8亿元，在出口贸易总额5933.7亿美元中，有32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投保了货运险，这里不仅包括一般贸易出口，还有大量加工贸易出口也投保了货运险，而涉及的企业更是千家万户。

　　二是货运险的竞争比较激烈，保险的供应者较多。货运险除了中国国内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外，还存在着国际竞争，需要与国际水平接近或衔接，否则可能使得出口货物的买方在外国购买货运险，导致市场份额的丢失。国内保险公司的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有一个竞争争取客户的问题，很难在运输险费率上形成价格联盟。例如：在国内运输险市场上主要是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家独霸市场的97%以上，其中：人保占有75%的市场份额，太平洋占有11.1%，平安占有7.1%。随着国外保险公司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开始涉足货运险业务，也就是说，虽然人保、太平洋、平安等保险公司以外的保险企业业务量并不大，但是，由于供应方的不断增加，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费率的灵活性、弹性更加趋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运输险的提供者还包括国外的保险公司，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无论出口企业采取什么价格条件，或者离岸价格（FOB），或者到岸价格（CIF），一般情况下，企业都要买货运险，或者通过价格条件规定由出口方购买，同时，也可以在到岸价格条件下，进口商提议在国外保险公司购买货运险，或者即使采取离岸价格条件成交，进口商也会在国外保险公司直接购买货运险。因此，货运险并不是简单地面临中国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时，还面临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在竞争比较充分的条件下，要想控制、稳定货运险的保费费率具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是说，如果采取统一甚至略有提高的货运险费率，有可能将我们的业务拱手相让转移到国外保险公司。

　　因此，虽然出口企业承担的这部分金融成本挤压空间不大，但是，由于竞争十分充分，保险公司自相降低费率的可能是存在的，出口企业只要顺势而为，就可能坐享其成，相对于以上退税、贷款、信用保险而言，货运险是企业挤压成本的“软肋”。

　　金融成本的行业分析

　　1.纺织行业利润空间小，挤压金融成本的压力最大。

　　2004年，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纺织品出口仍然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全年共出口纺织品和服装95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6%，同比增长22%。

　　从2004年起，占纺织行业出口80%的服装和棉织品的退税率从17%降到13%，下降幅度超过平均水平。因纺织行业净利润率已经降至一位数，退税率下降导致成本相应上升4个百分点。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消化退税率下降的影响根本无法实现。

　　根据ATC协议，全球纺织品配额在今年1月1日全部取消。然而中国纺织品行业却接连遭遇到美国和欧盟的特保措施。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服装和纺织品22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4.4%，同比增长20.4%。中国纺织品出口出现了量增价跌的现象，欧美要求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的呼声此起彼伏。虽然中国政府认为，部分纺织品出口短期内量增价跌是配额取消后的正常现象,并多次主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纺织品出口的调控，倡导行业结构调整，避免低价竞争。但美国和欧盟仍旧一意孤行，先后发起了对中国11类纺织品的“特殊保障”调查，先后宣布对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等九类出口纺织品设限。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愈演愈烈,使纺织品出口的市场环境更加严峻。

　　在贸易形势恶化的同时，随着纺织品企业数量的激增，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低价竞销的态势加剧。目前，中国纺织品企业的净利润率低到了极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也将对中国贸易顺差最大的纺织行业出口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纺织品行业已经非常脆弱，承受金融成本增加的能力几乎枯竭。

　　2.机电行业不同产品利润参差不齐，对成本挤压各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已经连续九年成为中国最大宗出口商品，是长期拉动中国机械电子制造业增长与外贸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和重要力量，在中国外贸出口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97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33%，2002年提高到48%，2003年首次超过50%。200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3234.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4.5%，同比增长42.3%。一部分机电产品出口企业从高增长的出口贸易中获益，保持了较高的利润率，并对未来的出口形势和利润水平有着较为乐观的预期，目前对金融成本的承受能力较强；另一部分低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利润率也为一位数，对金融成本的承受力较弱。

　　机电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科技兴贸”政策的实施、国家对相关产业贷款、保险、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是分不开的。金融成本构成要素以及金融环境的变化，将会改变中国机电产品行业的信用环境，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出口形势。全球机电产品的价格将呈下降趋势，中国机电产品靠提高出口价格转移金融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几乎没有可能。全球机电产品处于总体过剩的状态，决定了价格的长期下跌走势，并且随着中国机电产品融入全球市场，全球机电产品的价格战变得更为激烈。

　　原来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利润基本上是靠出口退税，现在出口退税率降低了四个百分点，出口企业需要重新考虑利润空间与出口方式。从长期看，出口退税虽然可以起到优化机电产品结构的作用，但面对严酷的全球价格竞争，降低出口退税率对企业的影响仍然较大。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调给机电产品企业的运行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资金使用价格预期上涨，机电产品出口企业的信用环境严峻，许多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条断裂，企业的运营成本显著提高。因此，机电产品行业对金融成本构成要素的变动也是非常敏感，尤其是出口退税率下降和加息以后，承担保险费成本增加的能力更加有限。

　　3.高科技行业利润较高，对金融成本挤压反而压力最小。

　　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高附加值。“九五”规划以来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1998～2002年，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24%，高出全部工业产值15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带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出口增长速度一直在40%～50%之间，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25%左右。2004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5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9%，同比增长50.2%。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高科技企业产品销路好，利润率较高，因此经济效益较好。但是，高科技企业自有资金比较少，可以抵押、质押银行的凭证较少，因此，对各类金融服务和货币资本的需求较大。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正处于创业初期或高速发展期，利润率较高，只要能够得到银行融资，对金融成本的消化能力较强。

　　综上所述，在出口贸易中发生的金融成本主要受以上几方面的影响，一是出口退税因素影响四个百分点；二是银行利息负担四个百分点；三是出口信用保险0.3个百分点；四是货运险只有千分之一点五个百分点。企业在挤压金融成本中，虽然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享受退税零税率是应有的权利，但企业面对的是政府，这是第一个铜墙铁壁；第二个因素是银行利息负担过重，一方面，企业离不开银行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想让银行主动降息无疑是与虎谋皮、一厢情愿，这是第二个铜墙铁壁；第三个因素是信用保险保费，虽然只有数万家企业投保，但是，中国信保是唯一的保险提供者，在目前渗透率低，覆盖面窄的情况下，要想降低保费，并不符合保险的大数原理。最后一个因素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货运险供给方较多，出于竞争需要，保险提供者一般会竞相降低保费，因此，企业只需坐享其成，这是唯一的软肋。

　　关于出口中金融成本问题的建议

　　出口商品生产、流通过程中发生的金融成本是出口贸易必不可少的成本支出，也是合理的成本支出，并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同时，这种金融成本支出应该是企业压缩成本过程中的“铜墙铁壁”，即使进行压缩其空间也十分有限。

　　关于金融成本中挤压退税问题

　　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出口企业有权享受出口零税率制度。针对目前出口退税存在的三个层面的问题，一要推动政府恢复出口零税率制度，这项改革可以解决企业三个百分点的成本；二要继续改革超基数由中央、地方财政分摊的机制，这项改革可以解决企业0.7个百分点的成本支出问题；三要推动政府改革“先征后退”的退税机制，这项改革可以解决成本支出0.3个百分点。然而，以上三方面的退税改革的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企业只能积极反映，其效果很难把握。

　　关于金融成本中挤压汇率问题

　　汇率变动对成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前面临的迫在眉睫问题是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因此，对出口企业的竞争会形成很大的压力。汇率的这种变动是企业无法把握的，也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却是现实的、近在眼前的。建议政府在调整汇率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对出口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关于金融成本中挤压贷款利息问题

　　在减少贷款利息问题上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纯商业贷款的利息。虽然中国国内提供出口信贷、流动资金的商业银行为数不少，似乎有一定的降息空间，但是，一方面，降息必须控制在央行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另一方面，在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中，银行往往处于主导地位，降息的主导权并不掌握在企业手中，只有那些有品牌、信用好、规模大和产品销路好的企业，银行才会以降息等方法吸引客户，而这种企业又是不太缺乏资金的，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他们与银行的合作往往处于被动和服从的位置，银行主动降息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银行“嫌贫爱富”现象。二是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利息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财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贴息水平，但是，这种贴息又不是无限的，这种贴息差额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建议银行增强资金利息浮动的灵活性，尽量执行中央银行规定的下浮利率；对于政策性的进出口银行，财政可以通过增加贴息，直接降低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使企业在贷款利息方面的成本降低10%左右，即降低0.4个百分点。

　　关于金融成本中挤压信用险保费问题

　　当前，出口信用保险的最大问题是扩大企业覆盖面。201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渗透率指标只有11.4%，与世界平均12%的水平基本持平。另外，即使从现有保户角度考虑，全部减免保费也只有0.3%的成本支出，这对企业节约金融成本作用有限。建议继续加大对企业信用保险政策的宣传，使更多的企业能够享受到信用保险的支持，以扩大保险的规模，提高渗透率，扩大覆盖面，为出口信用保险保费适当降低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建议中央和地方继续保持信用保险的保费扶持政策，在相当长时间里作为一种优惠政策能够平稳延续，以此确保企业信用保险保费的成本支出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关于金融成本中挤压货运险保费问题

　　货运险的覆盖面虽然远远大于信用险，但是其费率水平较低，只有千分之一点五，即使全部压缩对金融成本降低的意义也不大。2001年到2003年，货运险的保费额稳定在4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没有大的起落，但是，中国的贸易规模却翻了一番，由此可以判断，货运险的费率还是呈现降低的趋势，这是近几年的现状。货运险保费能否保持基本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二是与国际上保险公司保费水平的衔接。

　　最后一个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外保险公司在低收费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保险资金运用而保持收支平衡和有所盈利的。

　　关于金融成本中的国际比较问题

　　中国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金融成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当然也有一定的差异。共同特征为金融成本均是出口成本中合理的支出，是出口成本中不可替代的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成本，更是企业扩大业务规模、长久经营、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但是，国内外金融成本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是国外贷款的利率市场化程度比我国强，贷款利息明显低于国内的水平；二是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的程度要强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保险的意识要远远强于中国，无论是信用保险还是货运险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虽然国外企业承担的保费水平比中国低，但是，国外企业的受众面要远远大于中国。

　　从本页表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成本高于国际水平将近一倍，即使剔除退税因素，利息成本也高于国际水平，信用保险成本已经低于国际水平，货运险成本略高于国际水平。

　　总而言之，减缓出口企业金融成本的压力，不能简单地就金融成本降低而研究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外贸出口的市场环境和外贸体制现状，我们有必要了解影响出口成本的多方面的因素，既要了解退税方面的因素，也要了解汇率方面的影响；既要了解信贷资金方面的利息问题，也要了解银行经营体制对资金供应的成本影响；既要了解信用保险渗透率仍然过低的严峻事实，也要了解运输险在成本影响中的微不足道；既要了解中国的现状，更要了解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的做法。只要我们统盘考虑，客观判断，综合治理，多方缓解才能根本解决企业出口中的成本压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金融成本压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