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以来，叙利亚局势急剧恶化，美国将武装打击叙利亚风声鹤唳。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笔者以为，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叙利亚问题的尴尬之处恰在于它的爆发时点。

　　无论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还是新兴市场经济，正处于各自较为关键的敏感阶段，叙利亚问题放大了现有各种不确定性，并由此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首先，美国经济正处于QE政策即将启动退出和债务上限之争渐趋激烈的敏感阶段，叙利亚局势恶化可能将拖累美国财政巩固进程、加大美国债务负担，进而给美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一定压力。笔者分析了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的美国经济数据，结果发现：一方面，局部战争对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偏负面，战争导致的投资收缩会抵消政府国防支出增加带来的短期增长提振效应。

　　海湾战争爆发于1991年1月，1990年四季度和1991年一季度，强劲的国防支出分别给美国经济提供了0.4个和0.24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高于0.19个百分点的历史平均贡献。但受战争影响，这两个季度美国投资大幅减少，并造成了3.64个和2.04个百分点的增长拖累，不仅抵消了国防支出的贡献，还直接导致这两个季度美国GDP分别萎缩了3.4%和1.9%，陷入其十年来首次衰退。

　　再看现在，美国经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基础并不稳固，而且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2013年二季度，美国实际GDP季环比年率增长2.5%，其中投资做出了1.48个百分点的贡献，甚至高于消费的1.21。如果美国武装干预叙利亚，那么，国防支出的增长贡献虽有望小幅提升，但投资受到的打击可能会产生相对更大的增长拖累效应，进而对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产生冲击。再加上美联储退出QE已成定局，长期利率呈上升趋势，美国经济增长下半年可能将面临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局部战争将带来一定的财政压力和债务风险。本次叙利亚局势恶化同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宏观背景完全不同，从债务规模看，2012年美国负债率为106.5%，2013年预估值为108%，远高于前两次局部战争时期的水平。而从债务可持续性看，现在的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4.145万亿美元和5.645万亿美元，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债发行均没有触及上限，海湾战争结束2年后、科索沃战争结束3年后美国国债上限才被提升。

　　但叙利亚局势恶化前，美国国债总额就已达到16.394万亿美元的上限，财政部使用各种特殊方法也仅能维持到2013年10月中旬。8月26日，美国财长杰克·卢就已致信众议院议长博纳，要求共和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但在战争降低减赤可信度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关于国债的上限之争可能更趋激烈，如果未能及时达成一致，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可能将突然跃升。

　　其次，欧洲经济正处于刚刚走出连续衰退和德国大选将至的敏感阶段，叙利亚局势恶化可能将中断欧债危机渐趋缓解的演化态势，加剧欧洲内部分化，并给欧洲经济彻底摆脱衰退带来一定的压力。

　　作为欧洲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均参加了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从历史经验看，局部战争加大了债务负担，削弱了投资增长，进而拖累了经济增长。

　　再看现在，欧债危机的紧张局势自2013年以来逐步缓解，并使得经济形势趋向好转，2013年二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实现0.3%的环比增长，结束了此前连续6个季度负增长的衰退态势。但值得强调的是，欧债危机并未根本性终结，叙利亚局势恶化将加大参战欧洲国家的政府支出，并对市场信心产生全局性负面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债务危机再度恶化。

　　此外，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并不稳固，二季度经济增长虽已实现由负转正，但失业率不降反升，7月为12.1%。在就业不足的背景下，信心趋强对经济复苏贡献较大，8月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就从2012年末的-26.3升至-15.6，投资者信心指数则从2012年末的-16.8升至-4.9，叙利亚局势恶化带来的恐慌效应可能将削弱信心指数，特别是投资者信心指数，进而导致经济复苏缺乏支撑。

　　最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增长放缓和局部金融震荡的敏感阶段，叙利亚局势恶化可能将带来“滞胀”压力，导致局部危机扩大化。从历史经验看，中东局势紧张阶段，国际油价的上涨往往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较大，会受到较大影响。

　　再看现在，2012年以来新兴市场就呈现出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2012年整体经济增速为4.9%，较2011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经济增速也仅为5%。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局势恶化之前，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相对不大，2013年IMF预测的通胀率为5.9%，较2011年下降1.3个百分点，并低于本世纪以来6.77%的年均水平，但这一预测是基于2013年国际油价下跌4.7%的情景假定，而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已经让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因此，受叙利亚问题的影响，新兴市场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幅加大。在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胀压力骤增的背景下，新兴市场陷入“滞胀”困境的可能性明显加大，一旦陷入“滞胀”，政策将面临两难，长期经济发展稳定性将有所下降。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局部战争期间新兴证券市场往往面临着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根据IMF的数据，海湾战争爆发的1991年，净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为1039.76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净流入仅为110.6亿美元；而科索沃战争爆发的1999年，净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则为365.99亿美元，净流入量是1990~2012年间的最低值，当年新兴市场证券投资净流出279.76亿美元。

　　再看现在，受QE政策即将退出和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好转的影响，新兴市场本就面临着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叙利亚问题可能将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IMF的统计，2012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仅为1448.67亿美元，创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证券投资净流入为1649.02亿美元，1981年以来首次超过全部资金净流入量。

　　值得强调的是，新兴证券市场易发生大涨大跌的情况，资金流动则具有较大不稳定性，在印度和印尼等少数新兴股市近期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可能将由于叙利亚局势恶化进一步加快证券投资的全球布局调整，大幅撤出新兴市场股市，进而导致少数新兴证券市场的局部危机更趋恶化，同时也可能由此波及其他基本面还比较健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作者系资深世界经济观察者）

　　作者：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