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交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境外中资企业达到2万多家，遍布世界各地。而我国在30年改革开放的最后10年才开始出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导向。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响应资本号召，也不是一种战略部署，而是一种企业的自发商业行为，实际上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驱动的。

　　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效果都评价不高，负面评价居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无序、无助、无治。

　　第二，无视当地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风俗习惯和社会责任。总体来说，就是“不合规”。

　　第三，无视当地的风险因素。一家企业走出去，首先要做什么功课？国际专业咨询公司的人士都强调：作为一家有国际经验的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首先要评估当地的风险因素，同时进行市场研究，逐一研究货币风险、供应链和运输材料的风险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尤其要注意政治风险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商业性风险，由于社会或政治动荡的原因，中断企业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执政党对于外资企业和外币投资的立场。

　　中国企业近期在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成功的经验是有的，比如联想收购IBM的Thinkpad就让业内人士很是称道。他们何以成功？靠的是“合规”。除“合规”外，他们没有带去自己的商业模式，没有依赖自己的供应商网络，在较快的时间内实现本土化等等也是成功的必要因素。

　　目前，重要的是从国家层面，从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规避风险。首先，应设立专门机构对“走出去”的企业进行监管。第二，通过一定的手段确保我国的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得到权威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咨询认证。第三，教育走出去的企业要有国家利益意识和形象意识，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获得利益基本上由该企业享受，而产生的问题却由政府和国家形象来承受，因此要对那些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企业实行问责制。第四，从规避风险和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讲，我们的外交部门能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做点什么？我们已经做了大量有目共睹的工作，如中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利比亚撤侨行动；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维护我们在那里的投资利益以及我们在伊拉克重建中的利益；以及处理一系列涉及我们走出去的企业的突发事件等。

　　具体做法为：

　　第一，建立所在国或地区的中资公司的资料库，并且经常更新。经常向它们通报驻在国的安全预警信息。

　　第二，我们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在不了解当地条件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正是我们驻当地使领馆的强项。唐家璇国委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外交部不缺国别问题专家。我们的国别调研能力很强。但是可能需要外交部改变一些观念。根据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我们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做些虽然基础但对它们来说却非常重要的调研。当然，这是有偿服务。在我们国内的咨询业务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使领馆提供这样一些服务是可以考虑的。有些对走出去的企业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法律这类比较专业的问题，使领馆做不了，可以根据国内公司的请求找当地的咨询公司或法律顾问去做。

　　综上，笔者对我国的企业走出去有如下建议：

　　第一，一定要整治目前这种“无序、无助和无治”的乱象。

　　第二，我们的国家一定要以某种形式，对那些准备走出去的公司和企业的老板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当地的政治风险、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和社会责任等，也就是规则的培训。同时介绍成功的经验。上述那些成功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还有别的经验，都值得作为培训的内容。

　　第三，谁来培训？当前最好由国家来做，以后可以市场化。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大力发展咨询公司。这是市场的需要，也是市场的机遇。我国咨询公司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市场的需要。这种状况必须扭转。但是，咨询公司的业务是很专业的，发展恐怕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眼下好多事情恐怕要由政府来做。否则任其发展，只会更加危害我们的国家利益、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走出去的战略，但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了，加入到了全球化的国际洪流之中，这是一个现实。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企业行为将继续影响着中国形象，影响着世人怎么看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他们将给国人带来什么样的能量，是正能量，还是负资产？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