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要明显好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信贷繁荣、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等。不过，中国的经济结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尚有足够的潜力和能力来防范和化解这些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外部冲击而延缓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步伐

　　⊙吴培新

　　伴随美国经济复苏的持续好转和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的临近，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在5月22日的国会证词中已透出量化宽松政策放缓的风声，同时在6月19日议息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又明确了量化宽松政策放缓路线图。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放缓路线图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的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因此而面临较大的压力。

　　美联储此次透露明确宽松放缓路线图，改变了公众的政策预期，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显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由极度宽松向中性回归的开始。尽管今年5月刚刚掀起以欧洲央行降息为代表的第三轮全球降息潮，特别是日本和英国等国继续力挺量化宽松政策，但都难抵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巨大影响，这意味着未来全球流动性将趋于紧缩。

　　但是，相对于传统上以利率为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操作，美联储对近年来以量化宽松政策和前瞻性指引为工具的非常规政策操作缺乏经验，也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力度和评估政策效果。因此，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向中性的回归，更容易出现难以预料的诸多不确定性。

　　由于近年来美联储大肆放水，全球经历了四年多极度充裕的流动性，任何有关政策紧缩的风吹草动，都将使金融市场突然重新定价，这种反应是非线性的，类似于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冲击。6月份美联储透露量化宽松政策放缓意向，曾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也就不难理解了。

　　鉴于美联储政策在全球的超级影响力，这种不确定性极易外溢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相对薄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经济的周期性与美国经济并不同步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新兴市场经济体受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将不是短暂的。

　　近些年来，全球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加上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流动性盛宴中酝酿了经济失衡的风险。据IMF的研究显示，自2009年QE推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累计资本流入近4万亿美元。另外，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较好，但其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宽松的，特别是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纷纷下调政策利率，其实际政策利率已趋近于零。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较长时期奉行的宽松政策导致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也延缓了结构性改革。所以，美联储的政策转向将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也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金融风险。

　　自今年5月初以来，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都大幅贬值，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的货币贬值居于前三位，其中巴西和印度货币已贬值20%左右。同时，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大多持续下降。近些年来，印度、巴西这两大新兴经济体经济账户恶化。为稳定本国货币，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性政策。

　　尽管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周期性的，但也暴露出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进入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可能引发个别金融脆弱国家发生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要明显好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信贷繁荣、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等。中国应该重视这些问题，但也不必过于担忧。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尚有足够的潜力和能力来防范和化解这些问题。鉴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幅员辽阔且各地区间经济结构和水平差异较大，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经济赶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资本项目管制、巨额外汇储备和居民负债的低杠杆率也可以为外部冲击提供缓冲。人口结构仍有利于生产，制度改革红利有较大的释放空间，等等。

　　中国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外部冲击而延缓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步伐，而是可以继续沿着自己设计好的路线图前行。

　　相反，危机历来都是推动一个国家进行制度性、结构性变革的原动力，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也许能给我们一些警示，应该加快在某些领域的改革以适应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性紧缩。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供职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