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面临着四大挑战 中国和印度重要性将会提高

林建海 |2013-09-02 15:37798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型到以高生产率拉动增长的模式上来。不仅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中国所肩负的社会压力也不小。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型到以高生产率拉动增长的模式上来。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需要在诸多方面作出努力,包括升级基础设施,改革机构治理和效率,改善商业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医疗和养老福利等等。因此,政府支出也就会逐渐增加 ]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显然已经远去,但其留下的余波仍在荡漾,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仍然面临着挑战。不仅如此,不同的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各有其差异性和复杂性。如何认识、破解这些挑战,将决定全球经济能否真正走出危机阴影,走得更好、更远。

  全球经济的四大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四大挑战。

  第一个主要挑战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增长不均衡,GDP增速缓慢。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种局面:一些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其经济呈现好转迹象,但仍需努力;还有一些国家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欧元区和日本。这种状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为“三重速度的复苏”。

  第二个重大挑战则是大范围的、持续的高失业率。据估计,全世界有2亿人在寻找工作。其中,超过7000万的失业者是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需要警惕的是,危机中的失业数字往往被低估,因为很多长期失业的工人会被认为是退出了劳动力大军,而不被统计。所以,实际的失业状况,只会更严重。失业问题在欧洲尤显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遭受非常高的失业率。

  第三个挑战是居高不下且仍呈上升趋势的政府债务。2007年,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通常所认为的60%安全水平线。如今,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比例远高于100%。包括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创下了二战以来的高债务纪录。除日本以外,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自危机爆发以来的政府债务的跃升,都反映了它们非常低甚至是负值的经济增长、政府税收的下降,以及为了应对危机而扩大的财政支出。

  第四个挑战是进展缓慢的全球金融银行系统改革。总体而言,虽然改革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为了提高全球金融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金融系统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影子银行问题。并非所有的非银行金融部门都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也并非完全有害。影子银行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们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大多都对经济有利,因为它们促进了信用流通,补充完善了金融市场,也丰富了融资机会。

  当然,影子银行的发展也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及时鉴别并化解这些风险。首要难题是影子金融活动几乎不被监管,相关数据非常不足。金融机构一方面没有收集并上报数据的动力;另一方面银子银行活动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统计难度。

  据统计,全球范围内,银行和非银行部门的规模相近,各有100多万亿美元。如果把影子银行从非银行系统中分离出来,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非银行活动都属影子银行范畴。粗略估计,影子银行规模约有6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10%。

  监管影子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用数据说话,严密监测其发展和风险。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绝对是势在必行。采取监管措施有两个方案,或者间接通过银行调节;或者直接限制影子银行活动,包括对冲基金、证券回购市场、货币市场基金等。

  当前,金融稳定委员会正在针对影子银行的多重问题研究制定不同的监管方案,预计这些政策建议将提交给今年9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

  欧元区的困难与解决之道

  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除了上述的全球经济四大挑战,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特有的困难。

  首先,欧元区国家正面对着“支离破碎的信贷渠道”,银行系统依然薄弱,金融修复尚未完成。自2008年以来,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大幅调低了基准政策利率,从当初的4%强,降到如今的1%弱。然而,一些欧元区主要国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仍保持高位运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还有进一步升高迹象。

  其次,欧元区还面临着经济竞争力流失的难题。在过去的几年中,欧元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振兴其经济。如今,竞争力已有普遍改善。

  第三个特有的困难,是市场对欧元区解体的预测。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相关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承诺,以及欧洲央行的行动,这种预期已大幅降低。

  在分析了上述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挑战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总体而言,我们有四套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其一,汇率政策。但众所周知,欧元区国家没有单独的汇率政策可以使用。

  其二,货币政策。美国、欧元区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在广泛地使用传统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其结果是,几乎所有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已大幅增加:美联储的资产,在危机期间增长3.5倍,从占GDP的6%增至20%;欧洲央行资产增长近3倍,从占GDP的10%增加到28%。今后,央行可用的政策空间已经所剩无几。而国际市场上目前一个普遍的猜测是,美联储可能会在某时开始缩减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三,结构性改革,比如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自由化、投资环境改善等。这些改革对于解决经济内部弱点,提高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潜力至关重要。在欧元区,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然而,这些措施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其四,财政政策。因为前述三个政策工具可用性不足,所以财政政策便是工作重点。但难题在于,什么是最合适的财政调整速度,什么又是最合理的调整组合?我们尚无定论。难上加难的是,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实现三大目标:高增长、低失业和低债务。

  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万灵药是不存在的。财政调整的步伐依赖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特别疲弱的国家,财政调整的步伐可以缓慢渐进。然而对于那些市场融资受到严重制约、债务水平非常高的国家,当前的财政整顿则不可避免。总而言之,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期内都需要有一个可信的财政调整计划,以遏制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这样,债务率才有望下降到60%的这个常用标准。

  具体到解决欧元区的诸多困难,在国家层面上,有三件事情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地制定财政整顿计划,坚定不移地推行财政调整措施;继续修复银行资产负债表,对问题银行进行注资和重组,清理银行系统;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以恢复和增强竞争力。

  在欧盟层面上,在推进财政一体化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为巩固欧元区的金融稳定,这个联盟应基于三大支柱:实现有效的单一监督机制;单一决议机制也应能启用;政府应迅速落实在欧盟层面上关于破产解决做法、共同存款担保计划,以及保险(放心保)监管框架的建议,还应尽快制定欧洲稳定机制为银行直接注资的方法和安排。

  新兴市场的新问题

  与欧元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在应对危机上表现相当不错。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带动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很强劲。如今,新兴市场已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四分之一。在21世纪的第一个7年里,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到一半左右。自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得益于新兴市场,其中仅中国就支撑了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而从国际贸易角度讲,25年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总额的15%,如今这一比例接近40%,并且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不过,新兴市场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首先是庞大的、高波动性的国际资本流动。这些国际资本通常以股权或债务的形式流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前景,也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乏力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入带来一系列政策挑战:它们为银行信贷扩张提供了助燃剂,也促进了一些国家房地产部门的过快发展。这些国际资本的流动非常不稳定,当市场稍有不利消息时,它们就可能随时撤离。在危机情况下,国际资本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逃逸,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打击。所以,如何引导这些国际资本流入到生产部门中,同时防止经济过热和给金融系统带来压力,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次,快速的信贷增长亦是一大挑战。今年内,几个主要新兴市场的信贷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高于相应的GDP增长速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很可能引起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影子银行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压力和潜在风险。

  以中国为例,广义国内信贷在2008年前增长非常平稳,约为GDP的135%。而从2008年开始,国内信贷与GDP的比例迅速上升,一直达到2012年的207%。2003到2008年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平稳保持在GDP的39%左右,社会融资总量,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占GDP的130%。然而,自2009年起,固定资产投资力度骤然加大,社会融资占GDP比例也迅速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信贷来自于非银行机构。因此,需要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更需要关注信贷的流向,看是否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第三个挑战则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新兴市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另一类则是进口国。大幅价格波动可能带来很多经济问题,比如,当商品价格走高时,出口国该如何管理和合理使用预算之外的收入?而进口国又该如何在满足进口需要的同时,保证财政和经常账目的平稳?因此,所有国家,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在管理和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时都需要谨慎的政策应对。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现在一个广泛的共识是,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需要改变。中国的发展必须转移到以内需为主动力,以高质量和福利共享为目标的增长途径上来。

  中国“十二五”规划本着提高发展质量的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各方面为中期发展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共同进步的蓝图。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也悄悄来临,这个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压力。

  不仅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中国所肩负的社会压力也不小。1990年,中国平均每11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2010年,降到9个;而到了2030年,大约每4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

  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和机构治理等多方面的不足,人口老龄化给它们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要想在发展水平上再上一个台阶,政府则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财政支出也就会相应提高。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从1950年到1989年的40年间,财政支出从占GDP的20%,逐渐上升到30%,之后又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GDP的40%左右。

  有趣的是,如今的新兴市场,从人均GDP角度看,类似于1961年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新兴市场是否也会经历一个类似的公共支出增长过程呢?

  一方面,如前所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型到以高生产率拉动增长的模式上来。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需要在诸多方面作出努力,包括升级基础设施,改革机构治理和效率,改善商业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医疗和养老福利等等。因此,政府支出也就会逐渐增加。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上升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合理、高效地把公共资源运用到最需要、最能产生回报的产业领域。同时还需要继续推进税收改革,以使得政府债务保持在稳定的、可持续的范围内。

  新兴市场在强劲增长的背景下,面对这些困难,政策部署也应谨慎。我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些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重建财政空间;警惕通胀压力,审慎地使用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强金融部门的发展,这个部门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一个弱势部门,尤其是相比实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建设,以确保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机构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这主要包括增强监督管理,提高透明度,改善机构治理等等。虽然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球发展的长期趋势

  事实上,当我们专注于全球危机的同时,不应忽略身边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印度和欧洲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当时美国尚未出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美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展望未来,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会提高,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重返未来”。

  从全球经济的组成来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总GDP的比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未来10年内有可能从现在的55%上升到65%。而他们的金融业也将取得长足发展,其金融系统的规模有可能从现在的占全球金融业的27%上升到45%。

  从国家角度来看,今天美国GDP比重大于中国,然而到了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同时印度经济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

  结合一些核心政治经济因素,包括GDP、人口增长、军事费用、技术发展、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构治理等,今天的世界可以说是由美国和欧洲主导。到了2030年,中国可能会加入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三大经济体。再到2050年,中国的整体实力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和欧洲,而印度实力也不容小觑。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全球治理的机遇和挑战;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意味着,多边主义甚至会比今天更加重要。

  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崛起,人们对社会抱负、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随之凸现。当我们的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以后,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些挑战,一些出自对社会抱负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产生的挑战。

  实现这一点同样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改善机构治理、提高透明度,需要继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改革开放。这也意味着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共享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仅从对经济的影响而言,虽然学术界对气温升高的具体估计不同,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假设是,在未来的50到100年内,平均气温会升高2.5摄氏度。那么,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下,研究人员估计美国GDP将减少0.5%,欧洲发达国家减少2.8%,非洲、印度受影响最大,分别减少3.9%和4.9%。当然,这些数字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全球变暖真的发生,其带来的经济损失、社会动荡可能会更大。

  我们还要正视另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非政府组织的崛起。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已大幅增加,全球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600个增加到现在的近4000个。这些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观点和意见,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听取并仔细考虑。它们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大社区的健康发展。

  而社交网络的兴起,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今天,超过5亿人注册使用新浪微博,超过10亿人访问Facebook。越来越多的人将会通过移动通信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意味着,信息可以随时随地,以前所未见的速度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Twitter的流行,也印证了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变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同样,它们意味着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提供了创新、创造和提高知识共享的机会。这可谓是一场革命,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超越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实现了个人和群体的随时沟通,甚至实时互动。

  一言以蔽之,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甚至超级互联的世界。为了求生存、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携手共进,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今和未来的全球挑战。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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