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应对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  徐林——  完备的资本市场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今天，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特殊时期，加快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具有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一个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我们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除了政府资金的支持之外，还需要通过市场来融资，需要通过债券市场，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好的融资渠道。同时，我们也需要股票市场，为更多的中小企业、创业型企业，提供好的股权融资服务。更加完备的资本市场，可以为我们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结构，推动创业和创新，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动力。
   
    中国大陆提出了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目标，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我们也要有良好的心理准备，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我们需要在大的环境上，特别是在制度环境上做很多改革，包括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定价制度，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同时允许更开放的媒体监督。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前提，没有这样的改革，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进就会遇到制度上的障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王江——  应对金融危机有待全球协调
   
    重新构建金融海啸以后的金融业，需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第一，很明显，金融业有巨大的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简单依赖市场的机制。在这次危机之前，美国金融自由化进程是非常快的，一般政府的任何一个监管都会受到业界非常大的阻力。但是这次发生问题后，由于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它一旦出了问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整个金融市场由市场本身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另外，在考虑金融业发展和监管时，一定要从系统性角度认识，这个在以前也是没有考虑到的。没有这样的系统性方法，是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再者，金融危机表明，原有的金融架构需要调整了。由于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现在已经全部改变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重新划定这个边界。这对中国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战。最后，从总体的金融架构来看，为应对金融危机，一个国际化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很高，所以总体的监管框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费方域——  监管基础应该是能激励良好行为的制度
   
    我们现在通常把这次危机比作是百年来第二次大危机，回顾1929年的那次大危机，危机以后留下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讲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在那次危机以后形成的；美国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法规建设和银行存款管理方法，也是在那个时期以后成体系的。美国的证券法和证监会为核心的证券交易发展，也是192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大规模的兼并重组，使企业集中化，纵向一体化集中程度和效率更高，也是在其之后。社会保障体系，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在那时建立的。在一次大危机以后，带来很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发展中的一些基础性东西，实际上是通过对大危机的应对，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组织，从而保证了经济体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上次危机开始于1929年，制度建设是1933年以后，有一个间隔时间。这次可能会提前一点，但中间还是要有时间。关于新的制度安排的方向，我觉得根本性的有这么几点：第一，要有监管；第二，要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第三，监管的内容不但包括对传统的银行业务进行监管，而且要包括对创新的金融业务、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第四，监管的基础应该是能够激励良好行为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把责权利安排好，既能够鼓励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又能够惩罚人们做坏的事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张健华——  寻求多方合作，与世界各国共渡难关
   
    面对经济危机，我国积极行动，与世界各国共渡难关。其一，我们已经参与到国际金融公司的融资计划，这是参与救助国际金融公司的具体措施。同时，我国还正在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人民币或美元互换框架协议。这样，一旦对方遇到货币增值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互相支持的方式。
   
    另外，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参与G20峰会框架下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对整个金融危机的应对，我们就金融体系当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方面成立了四个工作组，研究了47项工作任务，其中主要包括：加强金融监管与透明度；加强国际合作和金融市场诚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改革等。
   
    关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我们主要想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问题。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人民币要成为结算货币，仍需解决结算渠道、人民币回流、投资和兑换等多方面的问题。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主任委员  刘忆如——  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选择
   
    在这次全球应对金融风暴的过程中，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一点，就是全球对金融风暴严重性的认识，这个共识不是简单得到的，而且这个共识有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共识，所以，全球这一次应对的方向和策略，其实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前进，这个方向本身有非常大的价值。为什么1929年的萧条会陷入一个10年的漩涡？因为1929年刚发生问题的时候，全球对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争论不休，虽然最后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可是中间其实延误了4年时间。日本在应对1990年泡沫破灭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它并不是在第一时间点就做了这些事情。第一时间点做正确的事情，本身是有很大价值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潘英丽——  经济危机值得亚洲各国反思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并非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产品和增值性、战略性资产的表现形式，美国发动战争并持续扩大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催生泡沫破灭性质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由强转弱趋势(占全球GDP从2001年的32%下降到2007年的25%)与美元霸权太过强盛（导致贸易盈余国家过度集中地依赖美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矛盾，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当然，中国和亚洲面对此次经济危机，也该有所反思。亚洲特别是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稍显滞后，没有能够充分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成和配置。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政府以优惠的政策吸收和利用外资，导致了外资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和投资主体严重缺失。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哈继铭——  改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中长期来看，全世界可能都将生活在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社会当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来看一下增长的动力，基本来自两个方面：在发达国家多数是由于科技进步推动的，在发展中国家，多数由于经济制度的改革推动。无论是美国的IT革命，还是中国过去30年，都充分享受了这两种进步带来的好处。但是在短暂的某一时刻，它也可以是由于经济失衡推动，经济越失衡，泡沫越大。当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时，就可以看到资产价格应声而落。今天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断缩小，日本、德国等其他顺差国的顺差都在不断下降，中国的顺差却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调整，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现在一枝独秀，有很强的基本面因素。我坚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走向平衡增长的道路，这既是我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也是市场力量的推动方向。
   
    谈到未来的经济，全球将很快进入一个老龄化阶段，尤其是发达国家，2010年之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将急遽下降，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一个结构性拐点，除非有重大科技进步。这就一定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结构性影响。我们要保持增长速度，就必须靠内需拉动。但同时，我们自己的人口结构拐点也将在2010年到达，之后人口也将老化，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内需上的拐点性回落。所以，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改革。回顾1998年，中国经济是如何成功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困扰的？答案就是改革。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领域，是可以有很大的改革潜力的，如实行土地改革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并鼓励消费；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以鼓励消费；资源价格改革、放开垄断和管制，以释放民间投资热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等。改革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在有关的领域做出巨大的改革举措，不要说10年，甚至20年都依然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危机下更期待两岸金融开放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郑立中——  必须加快两岸金融界合作步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两岸经济合作的关系到了如此密切程度的今天，两岸金融界，为两岸经济的合作，势必要提供更加有利的金融服务，这就必须加快两岸金融界合作的步伐，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两岸同胞应该紧密携手。就在两个月前的上海，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经贸文化论坛上，大陆方面宣布了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十项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了积极协调帮助解决台资企业融资困难，支持和帮助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等政策措施。现在海协会正在与台湾海基会加强联系与沟通，加快推动两岸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建立监管合作的机制以及两岸的货币清算机制，为两岸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理事长  许嘉栋——  期待两岸尽速完成金融开放协商
   
    两岸在贸易、投资、技术、人才、旅游、常住人口方面的往来已相当密切，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及第五大进口市场，台资占大陆累计吸收外资5.6%，排名第五，产业链也密切相连。这样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下，大陆资本加速形成，生产技术提升，产品品质与管理行销能力也有所提高，同时增加了就业机会。台湾方面则扩充了市场，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但两岸的金融往来，却还远落后于贸易、投资往来。当前最受关切的两项金融往来问题，是金融机构互设营业据点，这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另一个议题是相互投资和通汇与货币清算，也是目前迫在眉睫的。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已经互相释放善意，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恢复了协商，开放三通直航的同时，“两会”已达成于今年春天签订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的共识，并加速协商金融开放等议题，不远的将来可望开放双方金融机构互设据点，相互投资。
   
    展望两岸金融合作的方向，一是开放金融机构互设据点、相互投资，放宽准入与业务限制，海峡两岸是双方金融机构拓展海外市场的首选地，两岸金融业者对两岸金融交流开放皆热切期待，积极寻求合作机会；二是准许台资银行办事处升格为分行，开放直接设立分行，并准予开办人民币业务。目前台湾已有七家银行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多年，计划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尚有多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营业据点，并办理人民币业务，可望疏解大陆众多台商的融资问题。两岸金融合作，还可以包括准许台湾证券商在大陆的办事处升格为分公司，目前有13家证券商在大陆设立23个办事处；合作推动金融人才培训与证照考试，相互承认两岸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证照；合作开发适合大中华区的新种金融商品；开放两岸直接通汇，建立货币清算机制，两岸存款保障、联合征信制度、中小企业融资、基层（村镇）金融与信用保证机制等方面发展经验的交流等等。
   
    在官方金融交流合作层面，两岸可就货币、外汇与金融发展政策与经验进行交流，合作对抗金融海啸，维护大中华区经济金融稳定；进行广泛的区域性金融经济合作，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安排下，让台湾参加亚洲货币、亚洲债券市场、东亚多边换汇机制与自由贸易区等，这对所有成员与大陆皆有利。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我们期待两岸尽速完成金融开放协商，并签订监理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两岸金融业良性交流合作与竞争，为两岸金融业开创新契机，促进两岸经济的共荣与发展。
   
业界探讨启动两岸金融实质性合作
   
台湾银行公会秘书长  王濬智——
   
    针对台资企业大陆融资问题，我们非常期待两岸尽快签订金融合作MOU。根据调查，大陆台商自银行取得资金来源中，台资银行OBU或香港分行约占58.1%，外资银行及大陆银行各占19.4%，可见，台资银行是大陆台商资金的主要来源。台资银行大陆办事处升格为分行，就会方便提供台商人民币的融资服务，创造更有利于台资企业融资及两岸金融业正常往来的环境。
   
台湾玉山金控总经理  黄男州——
   
    离岸金融中心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关于离岸金融业务（OBU）未来的展望，我们的建议，第一就是要达成两岸的监理合作，健全OBU市场整体的发展。任何金融合作，都必须要有OBU作为基础。金融是一个高度监理的行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监理下很多工夫。两岸进行金融合作，必须有监理层面的合作。最主要的就是金融检查、资讯互换，以此来打击犯罪和处理恶性倒闭。业务授信方面，台资银行对台商的过去非常了解。但这些台商在大陆经商多年，台资银行对他们过去几年的发展，可能已经比较陌生。如果可以携手合作的话，不是可以帮助台商创造他们的未来吗？我们呼吁两岸携手共同处理大陆台商在融资方面的问题，甚至可以一起办理联带业务，彼此交流资讯和经验。这对台商来说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
   
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总监  巢克俭——
   
    纵观两岸资本市场合作的过程，大陆资本市场在政策层面呈现渐进式开放的态势。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沪台证券市场合作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台资金融业在上海的发展也日益加快，台资银行、台资保险驻沪代表处目前已各有4家，台资证券代表处数量高达14家。2008年12月21日，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多项共同建议，明确提出“开展两岸交易所交流合作”。未来的合作，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将在两岸监管机构大的合作框架下，在两个监管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其根本宗旨是推动我们的金融业，通过夯实基础来提升我们的资本市场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在全球资本市场大的并购格局下，我们拥有非常有利的地位。希望大家能够携手共进，推动实质性合作的启动。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机遇 
   
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方星海——  期待签署MOU推动两岸金融合作
   
    受益于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和中国金融市场规模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大幅上扬，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迎来很好的发展机遇。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确实使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我们的增速仍高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预计今年我国GDP还将保持在世界第三位的水平，达到世界第二的目标，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本身的规模也在快速累积，特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和交易额，排名正逐步上升。
   
    进一步开放市场，推进金融创新，将是上海继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然要求。近20年来，上海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开放、也是率先开放的城市，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和资产管理，上海一直坚守“开放”原则。数据显示，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并表资产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并表资产总量的84%。也就是说，中国主要的外资法人银行基本上都在上海。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但开放并不会破坏上海自身的金融体系，相反，我们积累下了应对、处理经济危机的宝贵经验。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证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处理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谋求沪台金融合作，将是上海不容错过的机遇。一旦两岸签署金融监理协作备忘录（MOU），上海有决心也有条件与台湾在金融领域开展更好的合作。可以预见，台湾的金融机构来大陆发展，优势明显：首先，两岸文化背景相同，设计的金融产品更容易被大陆消费者接受；另一方面，台湾金融机构将能更好地利用大陆金融人才。以往因受制于欧美语言障碍而在外资银行被“排斥”的大陆金融人才，服务台湾金融机构后，不再存有沟通障碍，这对台湾金融机构开拓大陆市场十分有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是，经历金融海啸后，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在内部资源配置方面，都呈现出了向中国大陆市场倾斜的趋势。尽管大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受到金融海啸诸多负面影响，但仍在人力资源和资本金配置方面增加了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投入。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这也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打造区域性人民币清算中心
   
    按照“一个核心、两个重点”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须抓紧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发展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功能，使上海成为区域性人民币清算中心，这样，它的金融功能将更为完备，从而推动其逐步树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随着人民币国际结算规模、范围的扩大，在上海金融中心形成投资、融资以及金融咨询方面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这对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是非常有利的。为此，上海应该非常高度地关注人民币国际结算这项业务的发展，要关注它对金融中心建设所带来的非常多的良好机遇。
   
    首先，上海的中资银行应该积极准备，为人民币国际结算提供良好的服务。具体而言，中资银行应及时对现有的国际结算系统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使其能适应人民币国际结算的业务需要；对人民币国际结算涉及到的结算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海外行管理等有关制度进行调整和补充；对人民币国际结算涉及到的相关业务流程和考核机制做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加强对海外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提高合并报表后的综合风险管理能力。
   
    第二，上海的金融市场应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在境内的人民币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品种；加强支付清算体系建设，打造支付清算中心；改进金融市场的交易流程，提高交易效率。
   
    第三，上海的金融机构应为海外人民币持有人提供人民币投资咨询服务。主要是商业银行应做好境外人民币账户的委托理财咨询服务，证券公司应为境外人民币持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境内投资咨询服务。
   
    第四，监管调控与统计监测，必须及时跟上。要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以及境外资产负债纳入监管监测体系。与此同时，应强化对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管理和强化合并报表后的综合风险管理；强化对本外币市场联动的分析、预警、预测以及快速反应能力；设计科学合理的清算渠道和设计体系。
   
    人民币国际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发展趋势，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坚持规范有序、稳步推进的原则，使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地发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王江——  打造国际一流金融学院，构筑人才高地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十分清晰：到2010年，成为亚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成为一个可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达成这一目标，除了有赖于经济体规模、市场框架建设、监管和法律等因素外，最关键的还是人才建设问题。目前，上海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总体还十分欠缺，其中最缺的是高端、复合型人才，即一方面要对现代金融理论运用有深刻把握，另一方面对国内外市场的操作程序能充分了解。
   
    金融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国际市场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储备一大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但如果仅仅从海外引进人才，数量上还十分有限。此外，还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一点：金融市场既是国际化的，但同时又具有本地化的特征。海外引进的金融人才可能也会遭遇“水土不服”，在对本地市场了解以及在具体开展业务运作方面会遇到困难。基于此，上海必须在本地建立起几所能与全球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匹配的，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院校或商学院。
   
    随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加快，上海本土需要培养出大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是，上海培养出的金融人才，今后也可以到纽约、伦敦去工作。而眼下，我们的师资和教学水平与此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筑人才高地，上海必须在构筑开放平台、引进一流师资、培养高端人才、形成立足本土的高端科研和教学力量方面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