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消息，受到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伦敦首相府所在的政要聚集地白厅大道（Whitehall）对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协会主席格兰姆·马瑟（GrahamMather）进行了独家专访。

　　马瑟表示，作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形式，自由贸易园区已经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单一货物贸易到提供各种服务的综合性功能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此时诞生正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马瑟认为，作为正在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侧重于金融服务领域，且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试验田”。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基本特征是货物进出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自自贸园区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自贸园区的概念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马瑟：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最初是在一个“境内关外”的地区内将货物运入，加工处理后再运出。而现在更像一个“（有特殊税收政策的）区域化城市”。

　　功能也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业，比如高科技自贸园区、网络产业城、健康产业城等各式各样的行业自贸园区，现在金融服务也开始引入。比如我们看到，在中东像迪拜，整个城市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园区。可以说，当代自贸园区，已经从最原始的货物进出自由发展成少监管、不官僚、低关税和贸易自由的新型自贸城。

　　日报：据悉，日前中国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自由贸易园区有许多不同之处，你对这个被称为“国家战略”和“改革试验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决定，有什么评价？

　　马瑟：就我在2011年访问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所看到的，上海已经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人们对外高桥在功能创新方面的尝试印象深刻。

　　我觉得中国决定在上海组合现有自贸园区，建立这样一个自贸试验区，非常切合时宜。我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未来，主要活力应该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体现，包括保险（放心保）业、货币运作。

　　也就是说，除了贸易之外，还要侧重金融服务业。目前上海主做贸易，香港主营金融。那为什么不能让贸易和金融并重于上海呢？与此同时，为何不乘势尝试加快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步伐呢？

　　日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推出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体制机制、贸易监管、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你对中国实现“境内关外”的监管方式、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有什么建议？你觉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重点和关键在哪里？应不应该为试验区作一个特别的税制安排？

　　马瑟：很显然，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报关程序、金融监管等法规法律比起中国相对宽松。如今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正快速与国际接轨。因此可以通过这个试验区，来检验不断改变的政策法规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我们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看到，如果过度放松金融监管，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西方希望看到中国对政策监管等方面的改变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的。逐渐放权，简化报关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这样园区内公司只要与一个办理机构打交道，从而简化缩短了办理程序和办理时间。当然这些事情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

　　日报：你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马瑟：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民币的问题，人民币如何实现可兑换，人民币如何成为全球储蓄货币。但这不可能发生于一夜之间。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一块极好的试验田，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国际金融业务在试验区里进行，从而对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进行试水。

　　日报：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担心，在如今中国经济不够稳定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会引起资本外流并导致国内银行利率放开更加复杂化，你怎么看？

　　马瑟：我同意那些主张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银行利率应在谨慎和循序渐进的节奏下逐步进行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如果中国通胀失控、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出现危机，那对全球经济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我非常支持中国的强劲崛起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这对世界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