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专家和国际智库的研究，在2017年以后中国可能会有两代人的时间充当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这样一个未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来讲，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那是很奇怪的，说明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对。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锁定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

　　国内关于政府是否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存在争论。很多学者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主张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他们认为开放可以促进改革。我们通常认为，外资的流入、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推动改革，但事实令我们失望。加入WTO十年，我们有没有推进实质性的改革？最后我们发现，开放不能促进改革，只有危机才能促进改革。在中国，只有危机快要发生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改革推出来，因为不改革的成本在递增，而改革的成本或阻力相对减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中能用人民币来计价，即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功能的发挥。因为只有通过计价，中国的经济和各类经济主体才有可能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规避美元本位制的系统性风险。普通老百姓了解到，美国印了钞票就可以用于国际采购，认为这是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印钞票就可以到全世界采购，这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征收铸币税。铸币税实际对应是发行国承担的全球责任。假如说很多小国愿意实施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很重要一点是美国在这些地区建有军事基地，提供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美元实际充当着国际警察，承担了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因此是有成本的。我个人认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其实就是计价功能的发挥。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最近我们与国际学者合作做了一本国际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其中提到，日本国际化曾经是有机会，但是日本错过了。日本1975年政府信用被评为3A级，1990年初则因为泡沫的破灭而失去机会，日元国际化的窗口期非常短。很多日本企业参股大宗商品的生产，他们完全有机会在大宗商品的场外交易中推动日元的计价，但是因为政府的思路不清楚，企业也就没有共同的目标可以去推进，计价功能没有开发出来，机会就错过了。人民币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计价功能，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走出去，通过资本输出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去。

　　我们的研究发现，未来五年是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时机。未来3~5年内，如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国利率就会提升，随着资本的回流，美元会有一段升值期。我们需要在美元最值钱的时候把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2/3花出去。这一时期人民币会相对稳定或疲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增长速度会下滑，大家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会有巨大的分歧，不会一边倒看涨人民币。这也是中国人民币资本输出的极佳机会。我们需要趁人民币相对稳定或者贬值的时候，大量积累海外债权，因为人们通常都愿意借弱势货币计价的债务并持有强势货币计价的资产。而且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要比贬值的时候多，贬值期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积累海外人民币债权的极佳机会，不应错过。因此，无论是外汇储备美元的使用还是人民币的输出，都需要在未来3~5年内快速推进。

　　关于推进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我认为，人民银行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三阶段思路是清晰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松所有资本输出的障碍，因为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涉外经济政策历来是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输出。因此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第一阶段任务主要是取消资本输出的限制，服务于我们的资本输出战略，为对外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大的便利。

　　就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而言，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实际上是在扮演全球银行的角色。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低成本资金，相当于银行吸收存款，而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投资活动就相当于银行经营资产业务，对外投资的高回报可以给充当全球银行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带来巨大的利差收入。就实际情况来看，美国1996~2010年经常项目下的赤字是6.98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对外净债务仅增加2.3万亿美元，美国的超级特权带来的这个全球银行存贷款利差收入是4.67万亿美元。但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很容易患上“荷兰病”，一种因国际购买力来得太容易而导致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或制造业衰落的结构问题。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使持续的贸易赤字成为国民经济的顽疾。美国这家资不抵债的全球银行不能排除未来被挤兑的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或国家信用能否得到快速提升，并实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对国际投资者开放的人民币国债市场。通过敞开国债的供应，来动员储蓄，筹集低成本的资金。第二，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不是具有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现在我们的金融业在国内都还没有具备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这方面还任重道远。

　　但是中国也有优势。我们发现美国这家全球银行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负债业务或者说吸收存款的业务是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经营的，但是美国的高收益资产业务是通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投资来获取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现在很难与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分享他们的海外利润。政府无法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征收海外资本利得税。政府做负债业务需要付出成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做资产业务获取的高收益却不与政府分享，最后这个全球银行就玩不下去了，会因政府的债务问题而面临挤兑。这是美国体制上存在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相比较，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内部结构问题。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