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赋予中国银行弥足珍贵的百年老店的品牌价值。在世界金融的历史中，能历经数百年而保持其产权、机构、名称完整的银行可谓凤毛麟角。国际结算作为中国银行的核心业务与拳头产品，是中国银行的“金字招牌”，是中国银行国际结算的标杆与旗帜，也是中国连接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要探寻中国国际结算业务发展的历史，不妨回顾一下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百年历史。

　　为国家而生

　　辛亥革命的枪林弹雨中，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革命也在悄悄酝酿。1911年11月18日，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大楼内，一群股东手持登载“召开特别大会”公告的14日《申报》急急赶来，热烈地议论着：革命了，大清银行该向何处去？“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支持民族经济的使命感，使股东们毅然决然做出选择：将大清银行改组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宣告诞生，成为维持南京临时政权的生命线。在号称“东方华尔街”的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开始了与外资银行抗衡的征程。

　　外资银行垄断着中国的金融业，并不断设计圈套扼杀处于弱势的本土钱庄票号。外资银行贪婪与冷酷的本质在1910年“橡胶股票”全国金融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深刻认识到开展中国银行海外业务对于保持政权独立、促进实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仿照西方国家的银行制度，制定了规范银行海外业务的规章制度。中国银行在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的同时，还独家获得经营国际汇兑业务的资格，从经手国外票据、签发小额国外汇票等业务入手，国际业务逐步开展起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试图将中国银行更名为“中央银行”，并增加政府在银行股本所占比重，以实现对其控制。这个提议被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婉言谢绝，因为经过数十年的经营，中国银行的“金字招牌”已经深入民心。碍于中国银行雄厚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只得另行成立中央银行。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将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实行专业化经营。政府“添官股500万股，商股仍为2000万股，合计2500万股”，并对中国银行进行一系列人事与治理结构方面的调整。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全了中国银行独立经营的地位。当选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信心满满地写道：“自抗拒袁世凯停兑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唯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

　　作为国际汇兑银行，必须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理想蓝图一直都是“国际化的大银行”。他锐意改革，出任总经理仅半年，便于1929年5月启程出国考察，历时10个月，走访了苏、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在考察行程中，张嘉璈广泛了解国外银行的经营状况与成功的管理经验，与国外同行相商，如何进一步改进中国银行的管理与经营，使其真正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银行。出访德国期间，张嘉璈还与德国达姆斯特银行商定，聘请该行外汇部副部长罗德瓦尔德为中国银行业务顾问，专事指导中国银行的国际汇兑业务。

　　归国之后，张嘉璈对中国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总行增设国外部，负责掌管全行国外业务、审定国外业务代理契约、推设国外业务机关及代理店、管理及调拨全行国外业务基金、管理与稽核全行国外业务账表。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29年中国银行设立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伦敦经理处。虽然伦敦经理处最初规模很小，只有7位职员，租赁两间办公用房，但这里成为中国银行庞大的海外机构的起点。其后，中国银行又陆续设立了日本大阪分行、新加坡分行、纽约经理处，使中国银行业务开始扩展到海外。

　　彼时，国际汇兑业务已拓展到进出口押汇、汇款、信用证、托收等。此外，国外部还代政府经理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善后大借款等外债的收付；并积极扩展侨汇业务，仅南洋一带的侨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总额就已超过3000万元。国外部还陆续设立国外直接通汇行62家、特约代理行96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封锁下的生命通道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弹射程之内，然而，中国银行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冒险来到银行，将“庆祝大上海解放”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0米标语高悬在中国银行大厦上，这是解放上海时外滩最早高悬的大标语。为了“保行产、防破坏”，1941年进入中国银行做外汇业务的“老国结人”杨国楷和同事们在解放的第二天就冒着冷枪，回到行里工作，保证银行一天都不停工。5月28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接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并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西交民巷，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成为新中国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在对外交流中则代表新中国的中央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与“杜鲁门主义”的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封锁禁运，一切贸易活动都停止了。中国银行的国际业务成为冲破封锁的唯一生命通道。“国结人”深深地感受到肩负的国家使命，这是以行为家、家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时代。在那个最艰难的岁月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传入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激励着一代“国结人”，他们以“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为座右铭，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国际业务之中去。

　　为了把支持国家建设与支援朝鲜战场的战略物资运进来，国际业务部使出了浑身解数。“当时新政府忙于规划建设、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需要在贸易方面突破封锁，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类似于‘地下工作者’，暗中悄悄进行，打破了禁运的封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老国结人”胡石麟回忆说。

　　国外银行不接受中国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业务部就创造性地开发出功能类似于信用证的“委托购买证”。由于广州与香港的口岸是打破禁运封锁的唯一渠道，广州分行就负责叙做这项业务。1951年从上海分行调到广州分行的杨国楷，成为操办此项业务的骨干。在具体操作中，广州分行开出担保函后，由中国银行派出通信员前往深圳，与香港中国银行总稽核室派出的通信员，在深圳碰面并交换相关单据。香港的通讯员把担保函送回稽核室，再转交委托行。

　　杨国楷和同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业务方便灵活，同时又能逃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审查。委托购买证里从来不说买什么货，只说跟某某人签订的几号合同的货物，就算被查到也追究不到。如果对方是香港本地商人，他们就悄悄地把单据直接交给那个商人。一开始主要是香港本地商人参与，后来新加坡的商人加入其中，还有一家叫北欧银行的法国银行也参与进来。

　　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也成为当时应对封锁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外汇资金短缺，中国银行和贸易部门联合在各口岸恢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中国银行创造了“清算货币”进行结算，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易货项下记账，称为“清算甲账户”；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称为“清算乙账户”。 现汇结算、记账结算，再加上与12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协定贸易结算，构成当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整体，也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部。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贸易政策逐渐松动。进入60年代，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港口逐步开放，自由贸易项下的贸易逐渐增多。中国银行在这些港口的分行，被称为中国银行系统内的“广大上青天”，成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坚力量。服务贸易公司，加快收汇速度，就成为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的重要使命。

　　为了及时收汇，大连分行创造了一种“预审制”。根据规定，出口业务的收汇必须在货物装上船、提单正本签字之后才进行。当时，大连分行要求把工作提前，在提单正本拿给船长签字的同时，副本先拿到银行预审，大大降低了被拒付的风险。由于外贸公司接触国际贸易的时间不长，水平不高，1961年进入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做国际结算业务的李叙华和同事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帮助贸易公司：只留三四个人在行里坐班审单据，其他人则下到公司，面对具体业务，修改不可能的条款，避免出现单证不符。那时，外贸公司非常感激中国银行，银企关系非常融洽。

　　百舸争流的大舞台

　　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银行的职能也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拆出来，同时履行国家外汇管理的职能，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两块牌子，内部一个机构，直至1982年政企分开，中国银行才开始专门开展业务。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银行国际业务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的对外贸易也从单纯的外贸发展为内容丰富的地贸、技贸、军贸、边贸，国际结算业务的客户群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5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结算工作基本由中国银行独家办理。1985年9月中共中央在“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各专业银行应坚持企业化改革的方向，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交叉。随后，其他几家专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相继开办了国际贸易结算业务。同时，在某些地区也允许一些外资或侨资银行开办国际贸易结算业务，从而使国际贸易结算领域逐步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局面。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从一统天下、裹足难行的封锁期，进入到全面开花、在竞争中勇往直前的黄金期。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抢占市场的“蛋糕”，中国银行对国际结算业务进行了调整：此前，只有总行和省级分行可以办理国际结算业务，二级行是不能办理的，更别说县支行了；调整后，扩大经营机构，权限下放，人员队伍扩大。

　　随之而来的是人员培训。依托中国银行海外分行的庞大网络，海内外交流培训成为培养国际结算新生力量的重要平台。1986年，到香港的第一批学员培训是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最早的海外培训，许多学员回来之后都成了主管国际业务的副行长。“20世纪80年代末期外派到伦敦分行的几年，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已经离开中国银行、现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的单建保说，“海外分行的业务种类和客户数量具有国内分行难以比拟的优势，在那里我第一次见识到飞机交易、船舶交易。回国之后，我们也很快把在伦敦学到的保付代理、包买票据业务引入国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由于贸易公司也面临着人员缺少经验的问题，国际业务部还要求员工们“走出去”，对公司进行培训。很多分行与公司建立了电讯联络，将银行收集到的国际、国内信息提供给公司。这与中国银行20世纪60年代服务企业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内容上则不断升级，与时俱进。

　　随着国际结算业务的迅速铺开，国际业务部还确立以老口岸行为中心，组成以大连、天津、上海和广州分行牵头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协作区。通过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帮助新开办国际贸易结算业务的内地分、支行解决疑难问题，提高业务水平。“协作区的建设，对国际结算的‘老把式’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部原总经理、现任首席运营官杨士华回忆说。

　　随着业务领域的拓展，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产品也在不断丰富。“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变、人变我优，这是我们的原则。”曾任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和副行长的柏士珍举例说，我国的保函最早只有付款保函一种，随着劳务的承包和“走出去”范围的扩大，保函的业务品种发展成履约保函和融资保函两大类，涵盖几十个品种。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中国项目的贷款只接受中国银行的保函，其他银行的保函则需中国银行加保兑之后才接受。通过中国银行，世界开始接受中国。

　　这一时期，中国银行逐步认识到按照国际惯例操作的必要，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重要转变。按照国际商会的惯例，信用证上需标明“Subject to ICC(X00)”字样。此前，外国银行开出这样的信用证会被要求把“Subject to ICC(X00)”字样去掉；现在，中国银行开始主动承认国际商会的惯例，并照此标准重新研究我国的信用证格式。“加入国际商会并按国际惯例行事，是中国银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里程碑。”柏士珍强调说。

　　随着国际商会的不断发展，其功能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结算产品，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国际福费廷协会、反洗钱组织、巴塞尔委员会等，也到国际商会讨论它们的规则。已经退休的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现在仍在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担任副主席，“我们要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中去，为国家利益发出‘中国声音’。”

　　从不懂国际规则与惯例到成为国际惯例与规则的翻译者和参与制定者，从学习、模仿国外同业的产品到开发全球领先产品，从国际金融组织的旁听生到担任国际金融组织的重要职务，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已经实现了专业技术与国际接轨，并在某些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银行，值得浓墨重彩的另一笔，就是从与台湾金融界鲜有业务往来到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艰难历程。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80年代以前，两地的金融机构鲜有业务往来。80年代以后，中国银行开始办理新台币、旅行支票的兑换业务以及对台贷款。起初，中国银行主要与在台设立分支机构的汇丰、摩根大通等外资银行开展业务，其后又通过纽约分行与台湾金融机构在美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有业务往来。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还帮助台湾金融机构开发中文繁简体转换软件，大大便捷了业务合作流程，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双方都“只做不说”。1994年12月2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组织的业务实务研讨会在台湾召开，柏士珍与国际业务部的同事终于能赴台参会并代表中国银行与中租迪和公司签订了我国第一个对台国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正式打开了两岸金融业务合作的大门。台湾中租迪和公司林珉先生在机场迎接柏士珍一行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终于来了！”。2010年10月25日，中国银行台北代表处成立，开启了大陆与台湾间国际结算业务的新纪元。

　　走在转型路上

　　伴随着国内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2006年，中国银行成功登陆H股和A股市场，更加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不断革新，继续走在中国银行业的前列。

　　厚积薄发的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集团国际结算量超过2.43万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过1.7万亿元，外币保函业务市场份额稳居中国市场第一，出口双保理业务量连续47个月排名全球第一。2011年，国际结算业务还为中国银行先后赢得“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最佳国际业务奖”、“最佳贸易融资产品组合方案”等荣誉，彰显中国银行在贸易金融领域的优势。2011年11月，中国银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唯一的金融机构，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充分证明其国际化和多元化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近10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前任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总经理、现任中国银行首席产品经理王国胜将这个变化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结算的产品，已从单一的传统体系发展为完整的综合性体系，除传统的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产品外，保函、保理、融资产品组合、海内外合作产品、国内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产品等都极大丰富，并初步形成供应链融资服务模式。二是国际结算的业务结构，正在从绝对偏重中间业务转变为中间业务和资产业务并重，从以国际业务为主转变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重，从过去不关注存款到对负债业务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此外，企业在风险规避意识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信息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与企业相比，银行掌握的信息更全面，可以通过信息的整合和有效利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银企共赢。 “未来，银行不光经营资金，还应加强风险的经营和信息的经营。”公司金融总部（国际结算）总经理程军补充说。

　　展望新时期，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不仅在规模、收入水平上发生显著变化，国际结算业务自身的发展已远远超越传统的范畴和模式，以全面贸易金融服务为框架的业务格局事实已经形成。

　　“国际结算最重要的就是与企业同发展，与贸易融资相结合。如果不与融资相结合就没有发展，因为所有这些结算工具本身就是融资工具。企业到哪里，银行就应该跟到哪里。”杨士华指出了国际结算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从国际结算业务向为贸易金融业务的转型，中国银行已经上路了。

　　“国际结算转变为贸易金融，意味着我们的业务范围从比较熟悉的传统单证等业务操作，扩展到贯穿贸易链和产业链全过程的综合金融服务。随着我行IT蓝图和GTS系统顺利投产、国际结算单证处理中心投入运营，国际结算业务还面临着经营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程军说，“我们要做好思想观念、经营模式、管理方式以及员工队伍的转型。”

　　从国际结算业务转型为贸易金融业务将为中国银行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转型后，贸易金融与公司业务、金融机构、国内结算、中小企业、养老金等业务模块，金融市场、个人金融等业务总部的结合将更加紧密，联动机会更多，为通过交叉销售扩大客户基础、提高收益水平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传统优势产品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转型还有利于贸易金融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集中化操作模式推动信用证、保函等传统业务操作模式、流程和制度不断完善，有利于操作风险的规避与操作能力的提升，转型带动的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模式将有利于调整贸易金融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为贸易金融业务长期可持续发展扩展了空间。

　　“通过转型，供应链金融、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新兴战略性业务有望以更快速度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巩固优势地位，提高市场影响力与品牌认知度，为实现贸易金融世界一流的发展战略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程军说。

　　从百年发展史看，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一直立足实体经济，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支持经济建设，促进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中国银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公司金融业务总裁丁向群强调，“这一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不会变。这就是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根基。”

　　历经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百年的风雨洗礼，中国银行“国结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见证了中国国际结算业务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银行公司金融总部国际结算模块，将秉承百年积淀中形成的“国结人”精神，在更加宽阔的世界经济舞台续写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