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元

　　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希望的金砖国家，在发达国家渐渐从危机深渊中爬出来的时候，却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困扰中，逐步蜕去了金砖的光环。2002年至2012年，金砖国家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然而去年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的经济增长直线下落至0.9%、3.2%、3.4%和2.5%。今年一季度，除印度经济略有回升之外，巴西增速仅0.6%，已处于停滞状态；而俄罗斯为1.9%，为三年来的新低；南非则不到前几年的一半。更糟的是，按世界经济周期的历史逻辑，这些国家经济的“自由落体运动”似乎才刚开始。

　　在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物价却在节节攀升。今年1月，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CPI分别为11.62%、7.1%、6.15%和5.47%，物价还在向通胀的深渊滑行，呈现出典型的“滞胀”迹象。印度6月CPI达9.87%，俄罗斯为7.1%。出于对金砖国家经济前景的担忧，国际资本纷纷撤离，尽管这些国家央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扭转本币急速下滑的态势，但在国际资本疯狂的逃逸之下，本币还是急剧贬值。巴西货币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创下了四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以来卢布相对美元贬值幅度达10%以上，刷新了近年来最大跌幅。与汇率暴跌如影随形的是股市的急挫。今年上半年，巴西股票指数跌幅22.14%，俄罗斯跌幅16.46%，中国上证指数跌幅为12.07%，印度股指跌幅为0.16%，而前三个国家的股指为全球股市倒数三甲。

　　面对通胀高企，资本外逃，本币暴跌，金砖国家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今年以来巴西央行已三次加息，累计150个基点至8.5%。印度央行则在一年内先三次降息，终于抵制不住卢比下跌，又不得不于7月15日加息200个基点至10.25%。而俄罗斯央行早在去年9月就已将再融资利率从8%上调至8.25%。然而，在经济低迷时提高利率又会给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从历史上看，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资本外逃，防止本币过分贬值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近40年来，只有1998年澳大利亚侥幸获得成功，其他国家均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低迷。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给这些国家经济救援的条件之一就是提高利率，这些措施无一不给受援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这些措施的后果是用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代替了不太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一片凛冽的萧瑟秋风中，作为金砖国家龙头，中国能否独立寒秋，是国际资本最感兴趣的事。近日，因担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流动性紧缩、房地产泡沫破灭、影子银行风险积累，诸多矛盾集聚将引发中国经济的核聚变，高盛下调了亚洲除日本股市外的预期。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对待。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外汇储备还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国际资本仍具有较强的诱惑力；通胀率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高，这些有利因素给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但我们也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结构性沉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治愈，增长模式转变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房地产价格高企的风险还在积累；影子银行业务关系链条复杂，透明度不高，监管有效性不够。而影子银行涉及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地方债务等几个最重要的高风险部门，是这些风险源的中心。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警觉。高盛及国际上其他金融大鳄看空中国的依据也正源于此。

　　另外，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依然表现卓尔不凡，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而我们正在逐步提高金融自由化的程度。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征程已从7月20日开始。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是迟早的事。一旦中国全面实行了利率市场化，政府必将着力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放开资本管制是绕不过的坎。从欧、美、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逻辑看，无不经历了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到资本自由流动的过程（当然并不是绝对的、无管制的流动）。从中长期目标看，中国政府已将人民币国际化列为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实行金融的自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自由、经济增长、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相伴相生。因此，如果我们能有序地解决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平缓房地产泡沫，妥善处理影子银行问题，把握好金融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经济就能一如既往破浪前行。那样的话，国际预言家的“警世圣言”就会再次落空。

　　（作者系上海大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