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侠

　　市场对银行月度新增信贷规模一直非常关注。

　　5月31日，有媒体称，四大行5月新增信贷接近3000亿元，并以此推算，中国5月新增信贷约90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则将突破1.8万亿元。而在6月5日，形势却出现了变化，有消息显示，四大行5月新增信贷并没有传闻的那么高，仅为2080亿元。市场也顺势下调中国5月新增信贷预期至7000亿元。

　　但在业内专家看来，在看似疲软的信贷数据背后，中国实体经济真实的融资需求或许被掩盖了。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2013年以来，信贷需求相当旺盛，体现在银行贷款定价上，“新增贷款中，利率上浮的比例依然在50%上下，下浮占比只有15%左右。”

　　“信贷投放疲软，而定价依然偏高，似乎表明中国庞大的社会融资体系正面临结构性失衡。”安邦咨询首席经济研究员陈功表示，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信贷额度管控之下，成本较低的贷款成为稀缺资源，尤其在“城镇化”效应推动之下，地方政府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旺盛，再度对小微企业融资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过去9个月，快速膨胀的非银行信贷融资推动社会融资规模不断走向新高，但却并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近日撰文，阐明了资金空转的三种途径：首先，预期不确定下，企业即使获得了融资，也倾向于“囤积”资金，使得大量现金停留在账面上；其次，由于各种类型的套利，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资金以其他形式（如信托、委托贷款）被转贷；再次，一些企业和平台由于现金流出现问题，需要借新还旧，也导致资金在银行账户里空转。尤其是最后一点，在地方融资平台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自去年以来，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就已陆续进入偿债期。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截至2010年底10.7万亿元的地方债中，从偿债年度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有17.17%、11.37%和9.28%到期，共计4万亿元。

　　在陈功看来，正是这些到期资金，逼迫着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四处“吸血”。事实上，今年以来，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融资活动十分活跃。今年一季度，即使在中央政府严加管控下，政府信托余额依然突破了6500亿元，同比增长160.85%，环比增长30.56%，达到近3年以来最高水平。

　　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调研显示，今年以来平台公司纷纷加大银行贷款提款量。以重庆两江集团为例，该公司成立时，与商业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总额约为2500亿元，截至去年底，签订贷款合同的则有600多亿元，直接入账的为300多亿元。然而，这一数据在今年4月已经上升到约500亿元，显示提款速度加快。

　　与此同时，金融脱媒的速度也在加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纷纷做出持续扩大非银行融资占比的计划。仍以重庆两江集团为例，今年规划新增融资量中，银行贷款、直接融资（银行间市场债券、城投债）、其他（保险公司等）的比例为6∶3∶1。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增信贷占社会融资规模快速下滑。今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7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信贷仅7929亿元，信贷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下降至45%，而在去年全年，这一数字仍在50%以上。

　　解读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体系的失衡，众多线索都指向了惯有的债务经济。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房地产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这一现象并未在经济转型中被扭转过来。在陈功看来，金融资源的配置始终没有理顺，实体经济中的资金成本依然偏高。在地方政府对资金几乎是无限的渴求下，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在这种分配模式下，金融业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又要促进经济转型，着实不容易。

　　从社会融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失衡仍然没有改观。在陈功看来，债务经济依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即使效果减退，对社会融资的吸纳能力仍然非常强劲。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推出新型城镇化，强调中国经济升级版，落到实践上，依然会是“走老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