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

　　对此，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7月4日在其博文中表示，“上海自贸区”启动是当下深化市场改革最大的“制度红利”。

　　孙立坚认为，国务院在此时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最主要的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过去单靠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红利”来扶持经济的做法，从而避免过度贷款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过度投资造成像光伏产业那样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通过今天放松管制、强化市场化机制改革的做法，向社会提供摆脱经济低迷所需要的“制度红利”。这种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坚强决心。

　　二是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所以，它对金融、税收和市场开放的程度都有更高的要求，完全可以和美国倡导的TPP框架的自由贸易内涵相媲美。如果自贸区的发展能够控制好时机、节奏和范围，那么，中国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就会在未来自贸区中人才、资金、专利、信息等高端要素顺畅的流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此外，孙立坚提出了围绕“全产业价值链”的五大“自贸区”金融服务新模式。

　　(1)引进和集聚海内外的金融高端人才和风险资本家，充分调动“自贸区”内低成本的产业资金，和设计出一套与国际接轨并具有税收优惠措施的制度体系，去扶持高科技人才的研究和创新以及相关专利转让的交易平台。让中国政府制定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在“自贸区”的平台上得以实现。

　　(2)建立自贸区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间金融和海外资本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塑造出一批像日韩“银企间”那样的、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的“供应链金融”。

　　(3)自贸区内也很容易形成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服务贸易模式。

　　(4)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体化优势，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高净值人群和专业化金融人才”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良性互动的能量，在自贸区内资本账户项下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大力同步发展以跨境理财产品和消费天堂服务为形式的“要素贸易” 活动。这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培养和金融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一个“倒逼改革”的政策效果。

　　(5) 掌握自贸区内 “先行先试”等主动权，来推动中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合作战略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而稳步打造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