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中国企业部门的分化日益明显，企业渐渐地形成两大类别。一类是拥有比较多政府资源，以不同方式得到不同程度政府资助和隐性担保的企业，它们包括拥有特许权的垄断国企、房地产部门、政府投资平台企业、地方支柱企业以及被政府挑选出来进行扶持的“高新企业”。另一类是大量的没有特许权、也没有政府隐性担保的普通企业、中小微企业。这两类企业的区别体现在经营上，就是前者相对轻松，后者相对艰难；前者能得到较多、较便宜的金融服务，后者则很难得到金融服务，资金获取成本也更高。

　　必须澄清的是，这里的两类企业与传统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区分有部分重叠之处，但划分标准不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分野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但中国的新二元经济形成则是政府角色定位和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结果。

　　新二元经济造成了一边繁荣，一边冷清；一边泡沫不破，一边不断鼓励发展却效果有限。两大部门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泡沫存在于第一类部门，其维持力量也主要来自第一类部门，比如，政府投资平台企业与泡沫就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垄断国企、支柱型企业，甚至某些“高新企业”或多或少地受到地方的土地优惠和财政补贴，冲减了泡沫之害甚至享受着泡沫之利，而且它们充沛的资金是推动泡沫的力量之一。相较之下，第二类企业因得不到政府资源救济，承受着人工、经营场所成本的上升压力，融资资源又被严重挤压，最极端的情况是，这类企业在无利可图之后关停，将资金转移到第一部门，从事炒作。

　　新二元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中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它也让货币政策陷入上下两难困境，让金融服务陷入扭曲和错配之中难以自拔。

　　第一部门中的房地产行业虽然在融资方面受到一些限制，但可以通过影子银行，以承担高息的方式顽强地生存着；地方投资因为预算软约束，只要能融到钱，基本上不考虑利息成本。第二部门冷，需要得到金融支持却无法承受高昂的融资成本。这就使得货币政策紧也紧不得，松也松不得。以紧缩货币、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抑制泡沫，但因第一部门能承受高利息负担，力度有限的紧缩不会有限，相反只会让第二部门雪上加霜。如果希望通过放松货币，降低利息来支持第二部门的发展，则又可能进一步吹大泡沫，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

　　为解决这一矛盾，过去几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在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前提下，通过“有保有压”信贷政策来实现目标，但效果并不理想。信贷政策需要通过金融机构去贯彻，而金融机构以赢利第一目标，宽松流动性最终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第二部门，而大部分则迂回曲折地流到了本来要限制的部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性政策，并不适合承担“调结构”的重任，指望它在“调结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注定是徒劳的。近期中国央行在货币市场受到意外冲击时作壁上观，任由短期利率飙升，试图以此来惩罚那些将资产源源不断输入到第一部门的中小银行，逼迫那些流入到泡沫部门的金融资源更多地进入到第二部门，这一思路仍然是前期一系列政策的延续，愿望虽然良好，但效果同样不容乐观。

　　金融服务业不是孤立存在的，金融服务业与非金融部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大多数时候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性的，前者常常是后者的镜像。有什么样的非金融部门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业方式，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通过改变金融服务业服务方式，来改变非金融部门的运行。如果不认清这种逻辑关系，很可能就会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具体来看，当前所谓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不振兴，表面上是资金流向的造成的，是金融资源错配的结果，但资金之所以如此流动，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原因，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可能会本末倒置，甚至一怒之下，将刀刺向镜子中的假想敌人。

　　要从根本上扭转全社会虚拟部门恶性发展的局面，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改革，彻底消除二元经济及其土壤。按照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让所有的企业都成为平等竞争的主体。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要消除垄断，要解除暧昧不明的政商关系，要大幅减少甚至放弃产业政策，消除五花八门、效果可疑的政府支持、扶助、担保，这些支持和担保在不断地制造道德风险，暗藏着大量的腐败，并且很多具体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用新的错误来“纠正”前期的错误。在所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平等竞争主体之前，金融服务业一定会在利益驱逐之下，寻找那些政府在金融层面进行打压和限制，但实际执行中又给予担保和支持的行业和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经过风险调整后仍然有更好的回报。金钱永远是最聪明的，金钱永远不会进行道德伪装。

　　正如全社会早已认识到的那样，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与中国新二元经济的形成脱不了干系。如果不能勇敢地刺破泡沫，而只是试图用时间加以消化，那么二元经济就会长期普遍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注定只能在原来的思路中打圈圈，即将结构性的意图强行加入本来是总量性的政策之中。而在“盘活存量”的口号下，用行政手段介入金融资源配置，也必将是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