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７月１日电（记者陈爱平　张祎　刘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资本或撤离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进入２０１３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遇到了不少冲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新星”是否还能承担全球增长引擎？日前在上海举办的“２０１３陆家嘴论坛”上，业内人士显得乐观而谨慎。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看来，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

　　“欧美股市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波动有着非常高的同步性。如果说资金流出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那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发达国家的股市上涨。”徐明棋认为，全球股市整体低迷的表现说明，是金融机构在炒作中寻求投资机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应该因为机构炒作显得悲观。

　　“近年来，全球ＧＤＰ增长的整个组合的态势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是ＧＤＰ的规模结构，还包括ＧＤＰ的增速结构。”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策略官、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杜尚瑞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遍的预测是，到２０１５年新兴的亚洲经济体ＧＤＰ总量将占到全球ＧＤＰ的１８％。”杜尚瑞评价乐观。

　　另一方面，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并不会一直顺风顺水，在促进经济健康增长方面，新兴经济体更应“谨慎”。

　　首先，成本上升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在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看来，新兴经济体必须面对人均收入上升推动劳动成本上升的趋势性问题。“在此背景下，必须要关注人均劳动报酬的上升和人均产出间的关系，要保证以生产率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也能跟上经济发展脚步；更要关注收入分配。”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严弘认为，尽管目前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疲弱，但资源性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波动剧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近期资源性商品价格疲弱主要源于美元的走强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但这也说明目前新兴国家动力不足；未来如果市场复苏，大宗商品价格或将再度走高或者波幅加大，这更加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控制生产成本。”

　　而更为深层次的，还在于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着内部结构的问题。徐明棋指出，以往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所形成的资产泡沫问题，此外还有资源环境问题、主要由收入分配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都逐渐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压力。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叶夫根尼·加夫里连科夫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应采取手段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来支持新兴的、需要高技能的产业。”

　　严弘认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探索“对冲手段”。“新兴经济体应该进一步探索金融改革，尤其是发展和探索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期货等对冲手段，把握市场对未来原材料产品的预期，应对原材料、资源性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从全球金融治理角度来说会越来越紧迫。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合作，来遏制市场大规模的炒作，使得全球经济的调整，包括危机之后的复苏能更有序地进行。”徐明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