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外贸出口1827.7亿美元，同比增长1%，增速比上月回落了13.7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两个月来豪赌人民币升值并通过贸易渠道“溜”进来的热钱，在外管局和商务部强化管理的措施监督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当今发达国家超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下，热钱进入新兴市场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猖獗，对此我们付出的管理成本也会与日俱增。

　　按理说，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企业已经根据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了相应的供应链体系并产生了企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短期内的汇率升值效应并不会产生趋势性的贸易顺差的明显变化。相反，若美欧经济复苏迅速，跨国企业带动的贸易顺差(逆差)的扩大会遏制汇率升值对它们出口能力的影响。当然，如果汇率升值和其他要素成本出现长期上升趋势，跨国企业同步在全球各地进行供应链调整，那么中国经济也可能出现当年在东亚国家遭遇到的外资企业大规模撤出所带来的本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那时，中国经济如果没有出现本国企业大量走出去的现象，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又日益显现，那么贸易顺差减少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的格局也完全有可能实现。否则，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活力在减弱。

　　目前，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尤其是当中国政府注意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和房地产价格高企不落的现象而开始控制大规模投资的时候，我们就明显看到贸易顺差的减少是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企业利润下降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今天美日国家非传统的量化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措施以及吸引跨国企业的优惠措施形成的组合拳，确实从汇率渠道、投资渠道和收入渠道对跨国企业组织的全球贸易生产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长期资金正在中国发生短期化的结构变化，它既是今天中国短期套利投机的主力军之一，也是明天离开中国市场并造成中国内地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的源泉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在以下几方面做出理性的应对行动。

　　首先，中央决策层在与欧美政府接触时，一定要强化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自由贸易和实业投资的理念，而且一定要强化促进这种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双边合作机制，而不能给投机资本以错误的信号。

　　其次，为了尽快释放投机的压力，当务之急不是推进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步伐，也不是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鼓励资本“走出去”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和投资的负面影响，而是放松国内金融管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便捷性，让资金能进入到多元化的实体经济投资渠道，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对海外游资的进出要实施严格的资本管理，从而通过遏制热钱流入造成的名义汇率过度升值和房地产等局部领域过度投资所引起的通胀效应，来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相对稳定趋势，以利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投资意愿的恢复。同时，我们要通过打破一些管制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方式，鼓励外资企业留在中国，改变现在长期资金转变为短期资金的趋势，从而共同培育一个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第三，要把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的劣势转变为推动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契机，通过在一线城市率先大量进口国际高端奢侈品和引进高端产品的供应商的“新开放模式”，并伴随关税大幅降低的利好措施来培育国内的市场环境。这里尤其要发挥诸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功能，去主动搭别人“好产品”的便车，来培育我们自己高净值人群的国内消费市场和高质量服务营造的消费文化，从而为我们配套服务业的培育和发展，以及中资企业今后的投资方向和盈利模式的改变提供很好的参照系和准入机会。这样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一个建立在“高净值人群率先积极消费、内外企业合作盈利、劳动大军普遍获利”的良性循环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必然会走出一个因缺乏市场购买力而“只能靠出口增长才能拉动经济”的发展怪圈。

　　那时，人民币汇率完全放开和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不仅对实体经济的短期冲击非常有限，而且利用国内强大的市场作为核心支柱来推动我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的经贸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也会变得得心应手。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这种长期发展趋势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而绝不是缺乏实体经济强盛基础，仅靠我们自己主观意愿——比如通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等，就可以实现的短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