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大肆借钱融资的做法较为普遍，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

　　近两年，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认知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相应的，各地债务风险不断提升，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地方债务已经趋于失控。

　　尽管对地方债务深表忧虑的言论很多，包括专家分析、国内媒体的部分数据披露、外国金融机构报告、国际经济组织预测，乃至部分国外媒体“看空”中国的研判。然而，不难发现，有关地方债务危机的判断多属于外界的边缘性解读。

　　一方面，这与地方债务构成复杂、数据不透明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不透明本身又给地方债务危险性判断的准确性打了问号。事实上，地方债务屡屡受到关注，不仅在于其与中国经济稳定性密切关联，还在于外界与官方在地方债务安全程度上的判断错位，而后一问题上的争议总容易引来更多关注。因此，判断的基础，当务之急在于摸清国内地方债务的底。

　　除此之外，在地方债务上还存在一种判断的简化。分析地方债务过重的原因，无外乎GDP崇拜下，地方政府为谋求发展，以政府信誉作担保，不计后果地大肆举债，另外，金融监管客观层面不足，问题因而进一步放大。某种程度上，过度举债被一边倒地归咎于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实际上，情况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作为资本配置的方式，依靠融资借贷的模式推动地方建设并不是不可取的手段，国外很多地方亦如此，且后者的融资方式更丰富。显然，问题不在融资，而在融资比例，它取决于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能力，即监管能力。客观来说，国内目前控制金融风险，主要还是依靠有限开放金融渠道，不具备较强监管能力。地方债务膨胀是一个集中体现。

　　地方债务是不是一个刚刚才出现的问题？从资料来看，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有调研报告称地方政府债务过重威胁经济安全。也就是说，监管不力在先，问题由来已久。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这个问题才被周而复始的提及呢？可以看到，它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直接对应。

　　长期以来，净出口、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驱动力。以政府主导的对内投资作为投资的主要形式，最终表现为政府举债。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庞大的债务很轻易地被经济增量所掩盖，自然不会暴露问题。然而，当经济增速放缓，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自身的问题便会显现。可以说，地方债务危机问题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暴露出来的。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2008年作出4万亿投资决策，并于次年出台一揽子计划。伴随着下至各地的项目启动，它们转而成为地方举债的起因。由此可见，地方债务扩大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此后，全球经济形势仍在恶化，各地经济增长压力巨大，这时候，地方政府急于让经济回复到基本面，新一轮的举债成为可以想到的最好方式。

　　从问题的演进来看，地方债务危机只是表象，最核心的问题，是面对经济下行形势，政府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应对。目前而言，各级各地通过刺激性政策求得短时效果仍占主流，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首选。然而，从一季度跌出预期的各项经济数据来看，虽然政府不断越界调节，但似乎越来越收效甚微。这些数据反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充分采纳，进而作出调整，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