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个月的宏观数据可知，虽然M2增速高企，但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平缓依旧。当货币供应不能再度担任经济增长兴奋剂之时，改革红利变得格外令人期许。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5月29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继续走老路或将面临滞涨，走新路虽然需要改革勇气，但将会迎来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涨。

　　魏加宁是在2013中国金融创新奖颁奖典礼间隙对本报记者做如上表述的。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是方向性问题。如果选择“走老路”，再像2009年那样，再拿个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来个10万亿元的天量信贷，搞房地产调控全面放松的话，“很可能经济增长还没有上来多少，通货膨胀反而先上来了，这会加重人们对我国经济出现滞涨的担忧，我将其称之为‘边际滞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以五年计划为期，还是按照政府换届为期，都可以明显看出，目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经济增速越来越缓，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这还是在假定统计数据准确无误的前提下，并未包括近来很多专家质疑的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通货膨胀数据被低估的因素。因此，如果选择走老路，再次走凯恩斯路线，结果就会是滞涨，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一旦经济陷入滞涨，短期内很难自拔，美国为此曾经挣扎过十年之久。”魏加宁表示。

　　他同时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走新路，这在今年有两大看点:第一个看点是城市化道路怎么走；第二个看点是改革何去何从，这里包括三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改革若即若离、时隐时现、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情况下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滞涨。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原因是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要朝哪个方向走。他们不敢投资，却有能力也有时间消费了，他们把过去跑项目、做工程的时间都用来高消费，由于有这部分人的消费支撑，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消费情况还可以，但是投资上不去，在这种情景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恐怕是要防滞涨。

　　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人们对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那么就会出现投资下降、消费下降、资金外流、汇率下降、移民暴增等情况，一旦如此，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恐怕就是要防金融危机、防财政危机以及由于泡沫破灭带来的一切风险。

　　第三种情形是，如果本届政府在改革方面能够有大的动作，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等，都能够迈出实质步伐，那么人们的信心就会提升，民间投资也会跟上来，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新一轮高涨。

　　魏加宁表示，这样的梳理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经济过去30余年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即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的高潮，改革开放的高潮带动经济发展高涨。”

　　魏加宁回顾道，第一次思想解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陷入滞涨无法自拔，中国国民经济在经历特殊时期后“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带来了80年代初第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吸引外资、经济特区、土地承包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带动了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轮是在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也陷入低谷，经济增速降到6％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展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开放出现了新一轮高涨，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升温，以至于在1993年政府又不得不加强宏观调控，抑制过热。

　　第三轮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紧缩。当时，围绕着加入WTO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讨论展开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在此推动之下，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入世后我国经济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加之住房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带来了我国经济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接近十年的快速增长。

　　“当前，我国正面临第四轮经济周期。国际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情况是出现了‘边际滞涨’趋势。中国正在展开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自上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开始，我国正在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新一届政府也在大力推动改革进程，现在大家都在为新一轮改革出谋划策、设计方案。”魏加宁就此认为，如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在改革方面有实质性的大动作，实现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就将会极大地鼓舞人心，提振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进而带动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