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专访中国银行业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近期，部分银行频频曝出“飞单”案件，引起社会公众以及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4月18日和22日，本报针对中信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理财诈骗案相继刊登了两篇调查报道，社会反响强烈。

　　银行屡曝理财违规案件的背后说明了什么？如何看待商业银行在发展理财业务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现象，并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近日，就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问：首先，对于近期频发的“飞单”案件您怎么看？为什么这些违规现象会集中出现？银行在其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答：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大发展，银行理财产品日益受到投资者青睐，财富管理达到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截至2013年3月，中国的财富管理规模达8.2万亿元，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

　　但近来一些银行员工非法吸存、私售非银行投资产品、非法集资案件频频被曝光，国内银行“飞单”事件纠纷时有发生，凸显了“银行在向投资者出售投资产品过程中引发的信誉风险”。

　　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银行合法合规代销的产品，银行作为中介机构也不提供代偿，投资风险应由按照合同规定在发行人、担保机构、投资者之间分担。由于我国表见代理制度建立时间不长，还有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相对人对义务人的选择权问题、无权代理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以及代理人的抗辩权问题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表见代理制度不完善，对“飞单”案件中银行的责任认定还存在困难。

　　而商业银行的卖者之责应该体现在为客户提供其需要的产品上，即为合适的客户推介合适的产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于中后台部门对产品进行审批，这需要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独到的判断能力。对理财产品的审批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代销理财产品的机构进行审核，包括对这些机构做准入性审批，在合作期间按期作出复核、严格按照退出机制淘汰机构。第二是对理财产品作出审核，包括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手、结构设计、风控措施等。目前部分银行已经开始注意这两个方面。

　　问：在这些事件中，违规银行既是始作俑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当前监管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银行为何敢于冒险去违规经营？问题根源在哪里？

　　答：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控制度是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实力的关键。良好的内部控制应该是一条环环紧扣的闭环循环链，每一个环节都不是静态孤立的，而是相互牵制影响的。但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的高速膨胀，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业务流程各环节经常被隔离开，不能从全面和全程角度进行控制。

　　同时，频频发生的违规经营也凸显出防范客户经理道德风险的重要性。客户经理站在商业银行客户营销的第一线，不仅是商业银行的利润中心，更是商业银行的风险聚焦点。由于客户经理对外是代表着银行与客户进行业务营销和维系，商业银行长期良好的信用和形象使得代表银行的客户经理在与客户打交道时，更容易得到客户对银行经理的信任。如果某个客户经理的职业道德出现偏差而银行未能及时发现，必然会发生风险事件。

　　目前出现问题最多的产品都是非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风险发生后，投资者都称受到了客户经理的误导，以为该产品是银行发行的产品。实际上，这类产品合同的产品管理人都不是商业银行，而与投资者签订合同的也非商业银行，合同中没有商业银行的LOGO，更没有商业银行的公章或者业务章。

　　任何一笔交易都存在买卖双方，错误的交易可能是卖方的误导，也可能是买方的失误。故减少理财产品不当销售，应从商业银行和投资者双方同时入手，明确权责，而不应当在出现问题时，把责任一味地推向某一方。

　　问：站在行业组织者的角度，您认为这些事件对银行业有哪些教训和启示？今后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答：从实际情况分析，切实防范“飞单”案件发生，首先需要加强银行内控体系建设，确保各流程、各岗位均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下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其次，应严格把好客户经理选人关，银行配备的客户经理不应是信贷员和存款外勤“翻牌”，更不应是分流富余人员的渠道，而应是银行工作人员中德、智、美都比较优秀的人才群体。

　　从长远来看，“飞单”案件的有效遏制还有赖于理财市场的逐步完善。“飞单”产品从性质上看，多属于收益高、风险高的私募产品，此类产品很多资质较差甚至是虚假的项目，在无法通过银行、信托风控关的情况下，往往采用理财模式来包装募集资金。而最近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代销代理其他机构发行的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的，必须由商业银行总行审核批准。

　　相信随着理财市场的逐步规范，理财产品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频发的“飞单”案件将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