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16日报道，浙江省义乌市已率先开展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同一天，据外媒报道，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中国的第二支离岸人民币投资基金开始正式募资。而与人民币国际使用相辅相成的，正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

　　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是市场关注焦点。与此前“稳步推进”的说法不同，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要求“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业内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时间表有可能提前到2015年，而在目前大规模资金流入的背景下，推进重点或是放宽资本流出限制。

　　预期

　　有望明确时间表

　　对于“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微博)撰文指出，过去十多年里，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在中央重要文件中屡屡提及，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操作方案”凸显中央推进此项改革的决心，资本项目可兑换可期。

　　我国在1996年完全开放了经常项目，而资本项目一直存在管制。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2012年发布的报告，近年来，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02至2009年，我国共出台资本账户改革措施42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目前我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占比10%，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占比55%，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四大类。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主要集中在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总体看，目前我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2012年，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进一步解释“中国尚未实现但不拒绝资本项目可兑换”。

　　“国务院常务会议意在给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一个时间表。”国际金融市场专家赵庆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对进一步放开资本管制一直期望颇高，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也尝试在局部试点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在个人投资方面，民间资本丰富的温州去年底公布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不过，由于尚未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该试点至今尚未启动。同样在去年底，在另一个改革前沿地区深圳，《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发布实施。按照该《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前海注册成立并在前海实际经营或投资的企业可以从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并通过深圳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资金结算。

　　除了地方政府层面的尝试，在今年年初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 D II2)试点相关准备工作”也被列为央行2013年重点工作之一。若改试点成形，则意味着未来允许合格境内个人直接对外投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

　　“中国主要是以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对外投资近年来才有所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跨境资本的有序合理流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利用各种资源，会显著提高与世界一体化的程度，有助于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丁志杰说。

　　焦点

　　时机是否成熟

　　赵庆明指出，即使制定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要受到国际条件、风险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真正按照一个预设的明确时间表实行也存在难度。

　　2009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出台，里面提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这个《意见》的内容，市场当时猜测，中国政府为资本项目可兑换设置了隐含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基本开放。

　　不过，从最近的一些市场传闻和预期来看，这个时间表有可能会提前至2015年，即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的基本开放，在2020年实现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

　　对这种时间表的可能提前，张明表达了担忧。他指出，目前不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从国际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比较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中国可能会先面临资本流入，然后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又可能面临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这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他指出，目前，不仅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想办法收紧资本账户管制，比如韩国和巴西，它们甚至都在考虑重新引入一些手段来控制资本流动，就连一向推动资本自由流动的IM F最近两年也改变了论调，认为在特定情形下，一国可以采用特定工具来加强资本流动管制。在其他国家收紧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反方向放松的话，这样会蕴含风险。

　　张明还指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有几个基本前提条件，包括利率和汇率的基本市场化，以及本国金融市场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在这三个条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贸然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话，很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不反对资本账户开放，但资本账户开放应遵循渐进、可控的节奏，不应该加快资本开放的节奏，因为这背后隐藏着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不过，对于条件不成熟的说法，也存在不同观点。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若要等待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资本账户开放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过分强调前提条件，容易使渐进模式异化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的时机。资本账户开放与其“前提条件”并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基本开放，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监管当局可以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积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

　　突破

　　或放宽资本流出限制

　　丁志杰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热钱、游资这些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带来各种担心和质疑。我国长期采取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模式，对资本流入管理得松，对资本流出管理得严，尤其是本国资本的流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改革重点是放松、取消对境内机构、企业、个人持有海外资产的管制，改变过去宽进严出的模式，风险基本是可控的。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提出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也表明了这个取向。一般而言，直接投资可兑换比较靠前，个人资本流动往往是最后一步。”丁志杰说。

　　“直接投资方面，进一步鼓励对外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是件好事情。与此同时，在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方面都会有所放宽。在证券投资方面，Q D II的规模会逐步扩大，而在其他投资方面，对非贸易信贷的贷款的开放会继续推进，现在前海试点的是中国企业从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是资金从境外流向境内，未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向境外企业提供贷款，这就是资金从境内流向境外。”张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其一贯的观点———本币的资本项目开放和储备货币的资本项目开放不能相提并论。他说，货币的完全可兑换，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对非储备货币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只要完全开放了，就存在被投机资本冲击而产生危机的可能。但是，如果开放的是本币或非储备货币，而不是储备货币，则风险不大。基于这个判断和认识，我们提出可以加快或积极推动本币和主权货币项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