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关于“欧盟已同意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47%（平均）惩罚性进口关税”的报道再度刺激了中国光伏产业的神经，尽管中国政府要求协商谈判的态度一度拔高了光伏公司的股价，但不出意外的是，继美国去年对中国光伏企业征收平均35%惩罚性关税后，作为全球最大光伏市场的欧盟将对中国光伏企业垒高门槛。

　　质疑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时下最被中国人乐见的方式，并以上世纪30年代因超高关税导致二战爆发为例抨击欧美做法的危险性和不道德，且以欧洲700余家光伏销售企业的反对为依据，但其政策游说能力无法敌过25家光伏制造产业联盟，全面的贸易保护尽管不可能发生，但局部性的行业政策调整却将不可避免。

　　兴起于欧洲光伏产业财政补贴政策的中国光伏企业，不能再继续寄希望于欧洲。实际上，即使欧洲光电产业协会(EPIA)也称，欧洲主导太阳能市场的时代可能已经进入尾声，全球市占率已从2011年的74%下降至2012年的55%，这意味着2012年同比几无增长的31亿瓦全球新增太阳能装置主要来自于其他市场，尤其是新能源革命的美国、震灾后的日本。未能提前布局以适应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以及提高产业技术附加价值，是尚德、赛维等中国光伏龙头企业难以为继的一大原因。

　　当然，国内能源政策长期的掣肘也是制约中国光伏企业做大国内市场的原因。国电等传统电力垄断企业长期在光伏产业政策上的制约态度近年来才刚刚转变，工业用电显著高于民用用电的格局将更有利于中国光伏企业迎来分布式发电政策带来的繁荣。近几年来，由于多晶硅成本的快速下降，中国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差不多已降到工业用电价格的一半。然而，这种分布式发电依然受到上网定价体制以及前置投资能力的制约。

　　高债务比例的财务结构更是众多中国光伏企业走向惨败的原因。本世纪初10年的繁荣，让中国光伏企业普遍采用高杠杆的负债结构进行扩张，而光伏产业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约10-20%）、“两头在外”的现状让中国光伏企业难以有效地承受经济周期的调整。

　　实际上，光伏产业并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例，而恰恰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普遍增长模式。产业发展自有资本积累的不足，只能不断依靠外源融资来满足投资和市场扩张，而一旦后续投资无法跟进，企业马上陷入严重的现金流风险。2008-201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高达近120万亿元，高达GDP的两倍以上，由此导致企业负债率和政府债务双双高速增长。2011年企业负债率即高达107%，超过OECD90%警戒线；政府财政收入从2005年的3万亿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11.7万亿元，但财政依然连年赤字并埋下严重的地方债务隐患。这种投融资体制的弊端也许正是中国最应该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