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颂

　　“我没跟这家公司打过交道，更别提做生意。”企业主陈成(化名)拿着一张购销合同对记者说。合同上，陈的企业作为甲方，向乙方“采购”了几百万的材料。

　　尽管合同有问题，陈成还是凭此向银行“贷款”支付给乙方。而这一切，他表示都出自放贷银行的安排。

　　去年“华鼎担保案”爆发，有企业接受了银行“转贷”，即通过前述手法，银行新批一笔流动资金贷款以填补华鼎留下的资金问题，暂时搁置争议。随着记者调查的展开，越来越多企业主愿意出示转贷的文本，他们认为银行转贷存在一定的模糊操作。据企业主自发统计，广东地区转贷金额高达10亿，期限普遍为一年。年中这批贷款将陆续到期，对转贷的定性决定了债务归属。

　　两种“转贷”手法

　　2006年开始，广州金融圈“名人”陈奕标利用华鼎、创富、中担三家担保公司，以协助企业从银行贷款为名，诱使企业虚报贷款金额，并截走资金用于“理财”；2010年末事发，据陈本人的供述，留下资金烂帐高达19亿。

　　但不到一年里，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就缩减到9亿，原因之一是有些企业主接受了银行“转贷”，暂时补了窟窿。

　　据企业主反映梳理，银行转贷手法主要分两种：

　　其一是“过桥”：先由第三方把资金打入企业旧贷款账号，把坏账还了；银行再以新批贷款的名义，配合虚假合同，通过“受托支付”把款打给第三方。此法适用于原贷款出现逾期的企业主，因逾期后银行无法对其发放新贷款，需过桥方垫付。

　　据企业主刘伟(化名)讲述，去年某银行新任支行长一直催他“转贷”，但要企业自己找过桥。“我坚决不干，大不了企业破产。这关系到贷款的定性。如果我找人过桥，变成是主动归还贷款，以后就没法谈判了。”

　　企业主陈成较为配合，自己找过桥资金，但没找到。“哪有那么容易？我找了很多公司，跟我有长期合作的，人家都不敢给我过桥，听到华鼎都躲着走。”

　　后来陈成在银行安排下，见了一名陌生的深圳企业家。对方拿出一份“购销合同”，他盖了章，还向对方支付了1.8万元“手续费”和“资金占用费”。几天后，他发现华鼎那笔债务已“还清”，之后一个下午，他的账户进了700万，两小时内资金又被转走，进了深圳某贸易公司。

　　“银行提前把贷款合同都做好了，再给我找过桥资金。我上交了财务章，出纳也守在银行配合他们转贷。”

　　若旧账尚未逾期，银行可用第二种做法，不必在合同上做文章。

　　企业主洪波在银行授意下，提交了真实的购销合同，内容是向其上游企业采购500多万元的电缆——按正常程序，银行应把新批贷款直接打给其上游企业，但这样无法归还旧账。

　　“当天晚上7点多我接到短信通知，有500多万打到账上，接着被全额取现，又以现金方式存入华鼎那个贷款账户。”洪波说，他曾交给银行几张空白支票，取现时点又是下班时间，他认为显然只有银行内部能操作。

　　因上游企业未收到货款，合同随之作废。在银行账上，洪波名下放了一笔500多万的贷款；但在洪波看来，该款项从未下放，“凭这点我就可以告银行”。

　　违规一说未能得到银行的回应。记者向涉事银行办公室求证，相关人员均表示“不了解情况”，且因涉及刑事案件，司法结果出台前不便答复。

　　借新还旧还是违规放贷？

　　企业主认为转贷涉嫌违规；而另一说法是，银行只不过以“重组贷款”的方式帮企业借新还旧。

　　根据银监会2007年印发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定义，重组贷款是指“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无力还款而对借款合同还款条款作出调整的贷款”，同时规定，“需要重组的贷款应至少归为次级类”。

　　一名国有大行对公业务主管表示，银监会对重组的操作流程未作详细规定，各省可能会出台指引。“重组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给企业展期，或者让他另找资金过桥。我们手里案例极少，更没给中小企业办过。”

　　他表示，贷款重组有两大特征：其一，重组前后的贷款是同一笔贷款，或者新旧两笔贷款有明显接续、关联关系；其二，重组后的贷款一定会划入不良，贷款人在征信系统留下“污点”。

　　记者采访发现，转贷与此不符。

　　企业主洪波(化名)向记者出示了转贷的全套文本，包括《小企业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以及《购销合同》。从条款看，这完全是一笔新贷款，未提到华鼎事件留下的坏账，因此不存在“重组前后的关联性”。

　　多名企业主证实，转贷后，新贷款是按“正常类”来管理，不符合银监会“重组贷款至少归入次级类”的规定。“接受转贷就是为了保住征信记录，不影响其他贷款，维护企业运营。如果还划成不良，谁愿意配合银行？”

　　旧账未了，就向没有还款动机的企业发放新贷款，甚至找资金、造合同来“过桥”，银行此举显然不能理解为贷款重组。

　　华鼎高管未出庭

　　银行转贷尚未进入法庭视野，当前检方对企业主的起诉，亦可作为转贷定性的参照：如果企业不负主要责任，则不必承担烂帐(或仅承担部分)，转贷后的新贷款亦不应算作企业债务。但庭审似已陷入僵局，结果遥遥无期。

　　本月15日、24日，越秀区人民法院拟分别提审创富、华鼎公司高管。但等后被告知庭审延缓。“法院说，原因是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不能到庭。”一名企业主发来短信。

　　自从今年3月华鼎案首宗刑诉开庭，事件逐步变为企业主的“独角戏”。企业主法律顾问、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学锋称庭审存有三大疑问：

　　首先，检方以“骗取贷款罪”起诉企业主，该罪量刑较轻，一般在无法证明被告犯罪动机时使用；同时，检方在起诉状中指企业主与华鼎高管是“伙同”关系，照此推理，则也应用“骗贷罪”起诉华鼎高管。。

　　若华鼎高管与企业主定罪不同，两者是否仍算“伙同”？

　　再次，“骗取贷款罪”的要件包含受害人、犯罪后果。按照起诉书，受害人为银行，但银行既未报案、也不到庭。犯罪后果亦难统计，约10亿的贷款通过转贷“调整”，能否计入损失？

　　最后，检方圈定近70家企业作为刑诉对象，但涉事企业达数百家，对其他企业应如何处理？

　　“开始以为这事可以很快解决，现在看来很难。过两个月贷款到期了，搞不好要再做一次转贷。”洪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