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贸易新态势，对中国不是危机，而是挑战，关键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

　　美国和欧盟在经过多年讨论后终于开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一起，进入预定的轨道。

　　在原有多边贸易体制之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为了培育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寄望在建立高标准区域协定的基础上，重塑一套新的全球贸易准则。

　　在此背景之下，全球大国对外经济关系在过去十年间呈现出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的基本导向。如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对本刊记者所说，“美日等国已从多边主义倡导者逐渐转变为区域主义的推动者。”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看来，发达国家抱团制定新规则并不新奇。

　　对中国来说，因为有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艰苦经历，国内不少人士担心，在新一轮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中国再次被边缘化，进而不得不以接受苛刻条件为代价换取新规则的“入场券”。

　　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不应再以弱势的心态来面对全球贸易新的格局。当前的贸易变局，一定程度上正是新兴经济体作为进攻方给发达国家带来冲击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被动应对的结果。全球贸易变局进程中，中国有很多可以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之处。事实上，中国已经先后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冰岛等签订了自贸协定。

　　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仍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主导制定的贸易规则往往具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水平，也更容易为国际普遍接受。专家们认为，中国利用多边优惠环境实现快速发展后，面对竞争环境的重构，尤需积极参与，并力争成为主导力量之一。

　　贸易大国攻守转换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的5197.5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经济总量连续超越德、日等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到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为38670亿美元，平均每天的贸易量约为106亿美元。正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这是中国继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后，又一重大突破。

　　从更大的经济群体看，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2010年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一经济群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10年前约为40%，2010年首次超过50%。依照此种趋势，2020年前可达到60%。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力量对比已经步入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的通道。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挤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既有市场。“中国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张蕴岭指出。

　　面对新兴经济体日益扩大的贸易存在，美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欧洲和日本也同样如此。所以就出现了美欧伙伴关系、欧日自贸区等框架的提出。“发达国家抱团取暖，他们集体相互间开放，制定新标准，将来影响周边地区。”在张蕴岭看来，这已经形成一个现象。

　　“TTIP和TPP谈判，号称要达成21世纪高标准、有深度的贸易伙伴关系，其不仅大幅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特别关注国企、劳工、知识产权以及环境等问题，这些都是欲划定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尝试。”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对本刊记者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张蕴岭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仍处于进攻状态。这也让发达国家认识到，只有通过高标准的开放协议和新规则，才能应对新兴经济群体崛起的挑战，以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导性地位。

　　在张蕴岭看来，当前发达国家面临两大压力，一是企业外流，不少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市场上升速度快的地方，进而带动了国内的产业转移。二是经济增长总体缓慢，就业下降，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

　　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和中国现实利益的维护，中美两国在TPP方面目前处于仅限于探口风的阶段，双方实际对接还面临不少难题。“美日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尚且矛盾重重，美国不希望具有更高讨价还价能力的中国过早加入TPP。美国‘打算’先在一部分国家达成协定，然后再邀请其他国家参与进来，最终将其推向全球成为国际标准。”张蕴岭分析说。

　　与加入WTO时的被动不同，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多边规则的成员国，如果中国决定参与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相关的规则还会重新讨论。不仅如此，中国现在已经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成员国，而美国不是。TPP目前是11国，而RCEP则是16国。两个区域合作机制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最终如果要在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两个机制进行对接。“更何况TPP也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推进，谈判的结果可能远离美国的设想”。

　　“不要以非常被动的、负面的心态来看待问题，区域构造是一个主导性趋势。我们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不下去，但我们也有争取讨价还价的能力，应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张蕴岭总结说。

　　开启新一轮转型进程

　　“发达国家正重新制定规则，客观上中国被排除在外。从战略着眼，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国内转型，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未来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和规则制定奠定坚实基础。”李向阳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排除与中国的合作，关键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

　　对于当前的全球贸易新态势，张蕴岭表示，“不是危机，而是挑战。”中国应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应对，通过加大开放力度和加快改革速度来应对这场挑战。

　　他认为，发达国家提出的高标准的要求，中国目前就接受是非常困难的。但向高标准靠近，对于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是大有裨益的。

　　当前区域性贸易新规则的谈判，涉及很多新的标准，开放程度也更高。原来一些不开放的领域，现在也要开放，如服务业和投资领域。张蕴岭说，以服务业开放来看，谈判采取负面列表，而过去是正面列表。正面列表是列出同意开放的，而负面列表就是列出不能开放的，剩下的就得开放。谈判各方再围绕不能开放的领域讨价还价。这对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期的中国来说，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再比如投资，要求全国民待遇，即国外企业还未进入之前就要求以国民投资者的身份来对待，不能审查。这些都会倒逼中国调整方式、修改规则。也因此，面对贸易规则调整带来的压力，有声音将其比作中国“第二轮加入WTO”。

　　在张蕴岭看来，这更应该看作第二次大的开放改革、体制转型。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应对得好，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如果被动应付，就可能丧失市场份额。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也认为，区域合作是全球趋势。对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要加快市场化进程，通过国内改革和市场化来推进自贸区建设。“自贸区建设在产权、贸易补贴、国企改革等方面的要求对中国形成了倒逼。”张茉楠告诉本刊记者，要释放制度红利，对内对外都要进行改革，改革是中国争取话语权和跨越市场化建设门槛的保证。

　　具体到外贸的影响上，张蕴岭认为，中国外贸高速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的外贸结构会走向分层，会形成更有特色的贸易结构。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会逐渐从低端走向中高端，逐渐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

　　从贸易方向看，新兴经济市场会是未来的重点之一。过去中国主要出口廉价劳动力的低端产品，与这些国家又存在着产业雷同，所以造成同类竞争，这成为了扩大贸易的制约因素。未来会转向投资拉动的贸易加工，到出口国建立生产线，形成更多的以当地需求市场为特点的贸易格局。“要从单纯贸易扩张转型，形成结构多样，附加值更高，投资贸易型和综合服务型相结合的外贸格局，这个过程恐怕要经历10到20年，但这是方向。”张蕴岭认为。

　　提升“构造制度”的领导力

　　商务部日前召开的“应对贸易摩擦”专题新闻发布会透露，过去四年间，我国共遭受贸易救济调查328起，涉案金额531亿美元，并呈现涉案金额上升、多种救济措施并用、贸易救济措施政治化等新特点，中国已经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预计今年贸易摩擦形势不容乐观，贸易救济案件可能比去年增多。

　　贸易纷争的背后，中国外贸战略留给民众的印象是长期处于守势状态。在专家看来，当前正处于贸易构造的新阶段，如何在现实环境下取得新的优势，各国都寄望在区域合作上取得突破。但中国还不具备构造制度的领导力，总体上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

　　有专家认为，中国在国际秩序制定中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不能什么主意都不出，总是反对别人提出的主意，这本身就说明存在问题。”

　　受访专家表示，中国在一些领域之所以没有话语权，一方面是在加入到相关的合作机制中后，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受发展水平所限，不知道怎么说。以中国现在经济结构水平来说，在一些场合还没资格提太多的要求。再就是基础准备不够充分。

　　改变这种现实处境的应对举措，专家认为，要在相关的贸易规则制定上，“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着力提升构造制度的领导力。在张蕴岭看来，中国目前虽可以主动打造一些合作机制，但到现在为止对象主要是小国，“金砖机制的进展是突破的方向”。

　　他认为，尽管金砖国家没有构造自贸区，也没有制定新规则，其快速崛起已经影响了现有世界经济格局，这一经济群体的一举一动无疑会受到广泛的关注。金砖国家间可以彼此开拓市场，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

　　近期也有迹象表明，金砖国家正在试图构建合作新机制。包括设立开发银行、进行货币互换等。张蕴岭说，这种合作机制与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补充性的。而且许多成效是在多边机制下做不到的。金砖合作机制有很多新的功能。

　　再者，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集体，加强彼此间的协调，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又可以对国际规则构造发挥影响力。

　　除了加强国际合作之外，专家认为，中国还需要对外贸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高举全球化大旗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博弈的态势，中国要算好账，加强战略研判。

　　中国的起飞和融入全球化始自入世，对中国来说，仍要利用好WTO机制，仍要强调多边为主，不能抛弃WTO，但从具体战术选择讲，鉴于多哈回合推动受阻，中国要寻找新的“支撑点”。

　　面对对外关系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的态势，李向阳表示，中国应在不回避的同时，继续支持WTO等多边体制，通过区域方式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刚签署的中冰自贸协定，表明中国除了会继续推动亚太的FTA外，也开始着眼跨区域，中国的区域战略更多元化。”李向阳说。

　　魏建国也表示，中国现在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加快谈判，以中国的市场资源和有利的区位优势加快区域合作。

　　他特别强调了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FTA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日韩FTA以及RCEP的谈判，成为日本与美欧较量、角力的工具。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未来与美国就相关机制谈判的重要阵地。

　　受访专家指出，亚洲一些国家虽然加入TPP，但这些国家绝不会放弃亚洲区域内合作。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应继续推动具有亚洲特色的区域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夯实区域合作的基础，不断取得区域合作的实效，使亚洲区域合作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

　　采访中，专家分别从国际国内的角度提出了下一阶段开放与合作的方向。对内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四地的合作。这有利于中国今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专家认为，CEPA(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促进了两岸四地的共赢。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比较完善，管理、科研方面台湾则具有优势，这些都值得内地学习和借鉴。而两岸四地的合作，为中日韩的自贸谈判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国际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表示，今年多边体制的代表会议WTO和APEC均在东亚的印尼召开，印度也将主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系列会议，而各主要国家换届后的“东亚峰会”(18国首脑会议)也会如期在东亚召开。2014年中国将主办新一轮APEC和G20会议，诸多多边舞台云集东亚，这为中国顺势倡导、主导回归多边框架提供了有力的地利条件。

　　“中国可与俄罗斯、印尼、印度等国协调，形成多种声音汇集G20、WTO、APEC的声势，通过主张大国的责任、多边的正义、公平的共赢，形成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和平合作的共识，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完整性、正统性和权威性，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康复和发展。”刘军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