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前经济数据脆弱且实体经济矛盾重重，但决策层并没有因经济下滑而放缓改革的脚步，毕竟仅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或许只能顶一时之用。

　　为应对中国经济下滑，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推行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时间，社会融资总量大增，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基建投资一枝独秀带动中国经济出现反弹局面。然而，仅仅靠基建拉动的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并未延续向好走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7.7%，低于市场预期。

　　为何流动性宽松，但实体经济却复苏乏力？产能过剩或许是原因之一。产能过剩不仅困扰着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传统行业，而且也常见于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对当前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净利率较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增加，进而也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而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或许也会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其解决方案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当然，当前除了产能过剩以外，看空中国的，还有出于对影子银行与融资平台风险等方面因素的考虑。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称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性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加、地方债务问题在去年再度恢复增长、财政收入不稳定及控制通胀能力不佳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下调中国的评级，将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展望为稳定。

　　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影子银行与融资平台等风险，相关讨论都形成已久，但由于其牵涉面较广，且面临层层阻碍，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理顺。如今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又将这些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应对相关风险，依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似乎难以奏效，未来唯有持续推进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才能破解经济复苏的困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的暴露反而为改革创造契机。

　　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积极尝试：

　　首先，加速财政体制改革。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造成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依靠土地出让金作为基础发债致使还款来源单一引发的信用风险。因此，借此机会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加速，鼓励欠发达地区覆盖资源税、发达地区加收不动产税的时机更加成熟，更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应对影子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由于银行收紧信贷，企业资金链收紧，被迫寻求资金救急；另一方面，较低的实际利率甚至负利率促使私人部门存款离开银行体系，把钱投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去。因此，逐步放开银行信贷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让资金价格“随行就市”，可以解决“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性问题。

　　最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化解产能过剩造成的政策难题。一方面，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另一方面，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应对两难格局，长痛不如短痛，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GDP挂帅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及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已经传达出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强烈信号。比如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后主持的首个季度经济会议上强调中国经济转型仍处于关键时期，应继续深化改革。另外，在税制改革方面，近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今年有望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范围，或将使今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人民币1200亿元。而金融改革方面，央行副行长易纲在IMF春季会议上也表示，未来央行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同时将逐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的进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