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前30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趋于终结，前30年由私人部门利益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全球化并未走到终点。伴随着世界发展的重心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向新崛起发展中大国的转移，世界正将迎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全球化时代。

　　事实上，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所抬头，2005年，欧盟发起的贸易摩擦占全世界贸易摩擦涉案金额的37%，美国利用“337调查”等知识产权手段发起的贸易制裁的势头也日益增强。大宗产品、传统产品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日益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在贸易自由化中发展较快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中国，更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

　　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后，在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随着各国失业率提高，贸易保护势头更有扩散升温之势。受WTO框架约束，在无法高筑关税壁垒的今天，反倾销、反补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机制，食品安全、能耗、碳排放等环保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制约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诸如农药在食品中的残留量、陶瓷产品含铅量、皮革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汽油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汽车排放标准、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等，均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持续扩大的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有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进一步渗透的迹象。如奥巴马政府力推并已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明文规定基础建设工程限用美国钢。消息称，参议院讨论的文本内容更为极端，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和商品，甚至有参议员打算再加入一项“雇美国人”的条款。此外，法国创设了旨在保护和补贴国内企业的专门基金。

　　历史昭示我们，保护主义不是拯救一国经济的有效手段，却可能助推世界经济的衰退大潮。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震中，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的冲击，1930年6月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高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直接造成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的纷纷跟进，高关税壁垒、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等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令世界国际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急跌至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加剧并恶化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并引发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走向战争。

　　贸易自由化是起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与先导。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瓦解和世界市场的日益统一，而且体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并成为解决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重要机制。如今，尽管各国难筑高关税壁垒，但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却仍危害重重，会引发更多国际贸易争端、报复性反应甚至是保护主义竞赛，从而严重挑战以WTO为标志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而贸易保护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的演化更会挫伤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础。

　　危机当前，世界需要全球协同以消除自我捍卫式的保护主义回潮，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开放的理念之上，面对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各产业厂商投资不振的危情，需要借助相互开放而不是以邻为壑，有效刺激潜在需求，有效开拓潜在市场共克危机。其实，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协调前所未有的密切和升级中，就可以看出，共同应对风险，而非逆全球化，才是可能的出路。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不仅各自深度介入救市，而且加强了合作协调。如危机初期，为缓解各地货币市场资金需求，美联储分别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合作建立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平抑离岸市场的美元拆借利率。危机高潮期，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的全球市场流动性紧缺，美联储不仅联手欧洲、日本、加拿大、英国和瑞士五大央行向货币市场注资2470亿美元，还主持召集来自全球的十大银行共同推出700亿美元的救急基金，使国际协调从政府层面拓展至企业层面，避免了全面的崩溃。2008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峰会进一步显示了“集体行动、全球领导”，应对由次贷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积极信号。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世界更需要全球协同以走出危机，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共治的理念之上。这将是一轮修复内在结构性失衡的全球化，其治理结构和推进方式有待重大突破。一方面，相对于快速推进的、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显著标志的功能性全球化而言，制度性全球化的建设亟待跟上，多哈回合谈判仍应继续，金融和生产的多边规制更应建立；另一方面，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多边体系中的非多元化倾向需要得到纠正。G20为创立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尝试，这不仅是因为20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90%，国际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约80%，G20比起G7更符合修复遭到重击的全球经济的要求和代表性，更因为在G20平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更有望成为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平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在共同治理的理念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形式和内容都应有所创新，既有常规性机构协调，还应有突发性事件协调；就协调层面而言，既有高层协商、区域组织内部协调，也有更广范围的多边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更需要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向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众多领域延伸，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差别性特征和发展利益。惟其如此，全球化才能从低潮中突围，全球经济的再度繁荣才将是可期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相关链接

　　●英国首相布朗：失业、金融市场不稳和经济衰退并非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这不像上世纪30年代。这个世界可以走到一起。

　　●瑞士经济部长多丽丝·洛伊特哈德：贸易是最佳经济刺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贸易保护主义是需要做出热情反应的危险病毒。奥巴马深陷历史性的经济危机中，他必须要么即刻对贸易保护主义宣战，要么坐视病毒蔓延直到失控。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评论员弗雷德里克·艾里克森：“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行为恶劣，WTO规则是有效的。如果在所有大国之间存在保护主义权力平衡，它们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市场逻辑和政治压力助长了金融保护主义。不过，在达沃斯，很少有迹象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已促使人们对作为全球化基石的假想进行了任何反思。诚然，痛斥银行家、并呼吁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国际监管，已成为一种风尚。但自由市场原则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