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短期调整汇率政策，加强资金流入管理，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中长期调整经济结构，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都应成为选项。

　　张慧莲

　　从2008年10月，美联储启动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欧盟、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效仿。而日本新任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上台后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谓登峰造极，全然不顾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推出伊始就遭到了包括德国、英国、巴西、韩国等多国的批评。就在4月12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呈交的《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报告》中还指出“日本应该运用内部措施达成内部目标，而非运用竞争性货币贬值达成目标”，但在4月18日-19日举行的G20峰会上，日本并没有受到多少指责，随后发表的公报表明G20认为日本需要大规模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从G20的表态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容忍程度则明显提高。

　　虽然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的大规模定量宽松政策的目标并不是打压日元汇率，而是为了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但外汇市场的反应仍然很强烈。4月4日当天，日元兑美元即期汇率大幅贬值3.78%，至4月18日收盘，日元已较4月3日贬值5.77%。

　　由于美元兑日元升值，人民币兑日元也出现大幅升值。至4月18日人民币兑日元中间价已较4月3日升值4.83%。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显走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快速刷新6.25、6.24和6.23等重要关口，截至4月19日，较今年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503个基点，升值幅度为0.70%；而2012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仅为0.24%。有讽刺意味的是，此间，基于对中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和信贷迅速增长风险的担忧，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调降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4月16日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在此利空消息下人民币汇率不降反升，这说明市场更看重的是由于日本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此轮的升值虽然也有第一季度国内外贸状况好转的因素，但日本提前启动超宽松货币政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一季度中国的外贸数据出现异常增长，可能无法持续，而且3月份中国外贸已经出现了少量的贸易逆差。

　　竞争性货币贬值很可能成为这场流动性盛宴的副产品，但中国的处境却比较尴尬。如果加入竞争性贬值的行列，虽然有利于出口企业，但可能加速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货币投放，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不加入贬值行列，则不利于出口企业，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可能延续。

　　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需要担心汇率被人为抬升，还需提防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抬高。根据IMF的统计，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2009年-2012年，发达国家平均通胀率分别为0.1%、1.6%、2.7%和2.0%(同期美国的通胀率为负0.4%、1.5%、3.0%和1.7%)；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平均通胀率分别为5.2%、6.1%、7.2%和6.1%(同期中国的通胀率分别为负0.7%、3.3%、5.4%和2.6%)。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作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实行者，由于其深陷流动性陷阱，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并没有在其国内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但这种压力却转嫁给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较发达国家高4-5个百分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影响，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如果再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潭。这种情形出现的确定性因素是欧美国家近期不会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而不确定性的因素是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可能对其出口竞争力造成的冲击。如果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现滞涨，发达国家经济恐怕也难独善其身。

　　对中国而言，短期调整汇率政策，加强资金流入管理，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中长期调整经济结构，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都应成为选项。2013年鉴于中国仍然不俗的经济增速，以及人民银行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承诺，人民币汇率可能有温和升值，但波动性会加大。(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