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婷

　　“Rerum Cognoscere causas”(了解万物的起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校训。那么，LSE校长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如何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

　　近日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的卡尔霍恩表示，造成危机的更长期原因包括金融业过于庞大、去监管化以及财政问题。卡尔霍恩认为，与实体经济相比金融业过分主导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世界需要一个平衡的增长模式。同样，中国也不该因未在危机中遭受重创而掉以轻心，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以及外部性问题都是重大挑战。

　　世界经济正经历长期低增长阶段

　　第一财经日报：LSE的校训是“了解万物的起因”。那么在你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什么？

　　卡尔霍恩：短期原因包括众所周知的美国次贷危机、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以及那些与金融体系紧密相连的问题。但更长期的原因还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高速增长并不惜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去监管化或对金融市场新领域的监管失败，另外还包括许多西方国家的财政问题。

　　日报：许多经济学家指责金融业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过于庞大，你认为呢？

　　卡尔霍恩：是的。但我认为，想要压缩其规模又不让问题恶化也并非易事。问题就在于怎样才是合理的规模。在美国和多数经合组织（OECD）富裕国家，金融业占其总经济规模的比重已从25%扩大至75%。这种扩张引发了各种风险。当然，金融的确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任由金融业过度扩张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是有问题的。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反映出了经济与政治及其他领域之间的问题。

　　日报：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再监管化和去杠杆化的潮流。你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能否避免下一次危机？

　　卡尔霍恩：我认为，要避免下一次危机，这些监管改革措施只是一小部分。我认为去杠杆化十分重要，这部分是通过监管，很大程度则来自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最初导致高杠杆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就算全球经济回归增长，我们仍将面临高度杠杆化造成的经济过热风险。必要的监管改革几乎没有被付诸实施。

　　日报：全球现在处于危机的哪个阶段？危机过去了吗？

　　卡尔霍恩：不，我们仍在危机之中。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长期低增长阶段，并将持续下去。一些欧洲经济体正在经历三次衰退的过程，即使西方核心强国也正在经历漫长而低迷的经济复苏。简单地称之为“危机”是不合适的。中国、印度或其他新兴市场也有着不同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不如欧美这么明显。整体而言，全球经济动能正由西方转向东方。

　　日报：你对全球经济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卡尔霍恩：短期内，我最大的担心仍然来自欧洲。欧洲政府的续存能力和银行体系堪忧。塞浦路斯的经济崩溃，无疑是最有可能触发风险的导火线。

　　日报：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卡尔霍恩：最大的教训可能是，由金融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不能掉以轻心

　　日报：你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卡尔霍恩：平衡的增长。这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个重大问题。中国的飞速经济增长代价高昂，对环境等诸多领域破坏严重；同时，缺少必要的社会制度也进一步增加了成本。中国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却尚未实现经济平衡，因此目前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平衡。如今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模式，致力于提升社会制度，使其与经济发展同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风险就是无法实现平衡目标。

　　日报：各国在危机后出台的紧缩政策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你是否觉得，强加给希腊的紧缩政策过于严厉和痛苦？

　　卡尔霍恩：是的。但我们需要分几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光靠紧缩措施不能消除经济衰退，这只是用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努力，并不能带来复苏或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第二，一些欧洲国家强加给另一些欧洲国家的解决方法，在政治上并不可行，也会造成额外的经济问题。第三，这种强加于政府的紧缩计划，通过政府转移到公民身上，在欧洲金融制度中并没有先例。根本原因是，高度投机的私人经济行为导致的坏账及其他不幸后果由政府承担，这就导致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就像希腊那样。但相比那些曾经获利的投机者而言，政府却将紧缩成本更大程度地转嫁给了普通民众。

　　日报：中国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学到什么？

　　卡尔霍恩：中国人或许会为没有身在危机震中而感到庆幸，而对类似问题掉以轻心。例如，经济发展产生的外部效应和成本并非由主要受益者承担却更多转移到了其他社会成员或政府，这在中国是个重大问题，正如西方社会已经经历的那样。因此，中国不能因未遭受危机重创而掉以轻心。

　　危机后的经济学思维

　　日报：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再次兴起，对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如今全球经济复苏的良方？

　　卡尔霍恩：不论凯恩斯还是奥地利学派，都不能提供绝佳的良方。如果仅是在两个经济学派之间做取舍，事情就太过简单了。两者各有千秋。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总体来说很好地解释了经济政策对道德和社会行为的广泛影响。凯恩斯的观点，在危机中刺激的必要性以及增长政策方面是正确的。但从长远发展看，我认为需要重新思考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就这一点来说，两种学派都无法做出完备的回答。我们需要突破当前的经济模式，解决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和其他领域的关系。这需要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各取所长，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

　　日报：有人说这次危机是经济学的危机，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卡尔霍恩：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危机在许多方面撼动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分析这次危机。但我们不能执迷于工具，幻想仅靠建立美妙的经济模型，把经济转化成一堆数学公式，就能帮助决策者们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而是要理解经济与社会其他层面的复杂关系。

　　日报：危机后你是否观察到任何新的经济思维和研究趋势？

　　卡尔霍恩：当然。危机后出现了新的经济思维，有些新思维很有创意。例如，发展经济学开始再度兴起，深度研究经济的整体结构。过去一段时期内，微观经济思维曾一度占完全主导，如今宏观经济学的新思维和研究非常丰富。另外还有行为经济学的革命。因此，更完善的新思维正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不断推进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