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需要在去泡沫、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中寻找平衡，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三大难题，而这会大大制约未来经济的增长空间，影响宏观经济回升力度。

　　2003年至2012年，我国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十倍以上，而同期全国名义GDP增长不到五倍，这还没有剔除30%以上的物价涨幅因素影响；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不到四倍。国际上通常用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来衡量房价合理性程度。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在4至6以内较为合理，房屋租售比在200到300以内表明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若按此标准计算，我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超过8，而房屋租售比已在500以上。

　　从资产负债表观察经济周期运行，经济杠杆率及其调整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和潜在运行风险。这是因为，负债扩张和收缩与投资同向变化；资产质量及债务偿还方式则反映债务风险。虽然我国全社会杠杆率总体水平并不高，但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经济杠杆率大约上升近40个百分点，且主要集中在2008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近日，据前财政部长测算，去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30多万亿元，债务率在40%左右。虽然债务风险总体不高，但部分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大，债务偿还期较为集中，债务形成及偿还可持续性较差。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杠杆率明显提高，主要与各项贷款超常规增长密切相关。截至去年末，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2.99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3.96倍。2008年至2012年期间，新增贷款规模超过2007年以前的全部新增额。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产品面向全球供应，带动了社会投资高速增长。中国廉价商品行销全球，避免了发达国家不断吹大的消费泡沫不致破灭，但埋下了产能过剩的种子。截至2008年末，我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5亿吨；水泥产能18.7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15亿吨。尽管出口规模巨大，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但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我国制造业总体仍处于中低档环节。当外部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急剧下降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格外突出了。特别是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大了去产能的难度。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但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十一五”期末，我国汽车产能超过实际需求一倍以上，已过剩200万辆，但还有在建能力220万辆，正在酝酿和筹划的新上能力达800万辆。

　　毫无疑问，去房地产泡沫、去经济杠杆率和去过剩产能的过程本身就蕴涵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房价高位运行，使得政府决策受到很多掣肘。若房地产调控力度过大，房价崩盘，导致贷款抵押率下降，危及宏观金融稳定性。特别是房地产关联行业很多，房地产市场低迷，带动多个行业产值下降，影响宏观经济增速。而去经济杠杆率，必然要涉及企业债务偿还问题，容易引发连锁风险事件。去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担保圈风险事件就是明证。去过剩产能则涉及企业转型和升级，但实物机器设备对应着金融债权，所以转型也往往意味着金融机构金融债权的落空。

　　事实上，房地产价格暴涨是社会投资高增长可以继续延续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其主要资金来源仍是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会显著降低房地产交易活跃度，影响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计划实施。不仅如此，我国企业习惯于借债投资，去经济杠杆率意味着投资项目的资金约束增强，势必也会影响到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去经济杠杆率需要降低银行信贷增速，这势必也会减少投资项目资金供应。

　　产能过剩的行业唯有寻求外部市场方能化解过剩产能。而要去过剩产能，就必须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这样一来，继续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产能过剩行业出口的政策需要进一步检讨。因为它很难向企业施加外部经营压力，通过压力传导促进企业加快转型。相当部分企业盈利主要还是依靠出口退税，而不是本身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去房地产泡沫、去经济杠杆和去过剩产能，已经制约了当前宏观经济回升的力度。虽然2013年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9%，创出近11个月来的新高，但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5%，环比上月下降2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制造业企业去库存进程要慢于预期。据媒体报道，2013年3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接近零增长，火车货运量同比下降2.2%，显示“克强指数”偏冷，一季度宏观经济开局要弱于预期。尽管如此，为了能换来中国经济未来较长时间的健康平稳发展，哪怕可能出现宏观经济暂时性的困难，我们也仍需要把去房地产泡沫、去经济杠杆率和去过剩产能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