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学经济学完全是受了左派思潮的影响，不然我极有可能去读数学或者物理了。”谈起自己在南洋理工大学“误入”经济学领域，黄有光仍感慨万千，这位50多年前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左翼热血青年，去年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退休后，回到新加坡的母校南洋理工大学，在经济系担任Winsemius讲座（以曾任新加坡经济顾问23年的荷兰经济学家Albert Winsemius命名）教授。

　　黄有光是被公认为经济学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华裔经济学家。他发扬了自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以来的福利经济学，首提综合宏、微观以及一般均衡等分析方法的综观经济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开创了承继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为主要分析路径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他扩展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适用范围，后者曾赞其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

　　他著作等身，大学时便在经济学界顶级刊物《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学术论文；他涉猎广泛，甚至还有一本悬疑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传世；他性情直率，每一个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高分贝的笑声感染，“笑侠”诨名不胫而走。

　　在出席由新华都商学院举办的2013年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间歇，这位年逾古稀的经济学家将他对中国经济的“快乐展望”向《中国经济周刊》娓娓道来。

　　未来10年中国能维持7％的增长

　　在黄有光看来，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30年后的中国必是富裕国家；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要以快乐为最终目的。

　　“即便按照现在这个增速，甚至降到5%，30年后的中国也必然是富裕国家。”面对众人七嘴八舌的关于GDP减速的担忧，黄有光教授一边安抚，一边掷地有声地警告，“我们现在太强调GDP啦，环保、收入不平均才是最棘手的问题。”

　　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中国会维持高增速，但会逐渐放缓。他说，“我不像林毅夫那么乐观，说还会有8%~9%的增速，但我还属于乐观派，未来10年7%的增长能维持。”

　　他用简单的乘法计算，假定今后10年的GDP增速降到7%，再过10年降到5%，再过10年降到4%，30年后我们的人均GDP也会是现在的5倍左右，达到2.5万美元。这已经超出高收入国家标准的一倍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2倍。

　　黄有光认为，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破除了许多政策制度的桎梏，引进市场经济，利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得经济可以高速发展。

　　有人说谁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人的勤劳、企业家精神和节俭，海外华人的援助都是促使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的独特优势。”黄有光大笑着说道，“我觉得我能够解释呀，但我不觉得这就有资格获奖！”

　　即便中国的发展无大碍，但他也认为过于强调GDP，忽视了人们对快乐的诉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贪污腐败等令人不快的因素都会是经济发展的掣肘。“这些比保8、保7都更重要。”

　　同挚友杨小凯不同，黄有光认为，市场经济虽好，终究非万能，以化解食品安全为例，政府决不能放任市场，袖手旁观。“买完东西之后，你才知道质量好坏，市场此时的配置是失灵的，必须要政府加强监管。”

　　用快乐指标代替GDP

　　“我认为人人快乐是所有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2008年黄有光就曾经撰文论述这一观点。他觉得人们生产商品，赚钱消费一切都是为了快乐。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如果不能保证员工的快乐，企业的工作效率也很难提高，长期利润也受影响。因而唯有快乐才最有价值。

　　但快乐并非意味着单纯地增加收入和高消费。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国家，增加人民收入会迅速增加人民快乐，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关联性稍稍下降，而在高收入国家人民收入增加和快乐之间几乎没什么关系。

　　“这表明在中高收入国家，影响人民快乐的因素就不仅仅是收入了。”黄有光解释，“而当中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改善，政府有效性提高，人民自由感增加后，快乐才会增加。”

　　因此，黄有光认为中国与其继续保持高增长，不如花精力做好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均，以及惩治贪腐等工作。

　　很多人认为消费越多，快乐越多，甚至经济发展越好。面对这种略带凯恩斯主义风格的推理，黄有光并不赞同。“我完全反对鼓励消费！”他坚称，勤俭和福及子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首要原因。

　　长期的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提高了社会的投资能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英美那些国家就是消费过度，如今才深陷泥沼难以重振。“学习这些国家的缺点，人民不一定会感到快乐。”

　　黄有光继承了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对快乐的思考，并于1975年证明了快乐是人际可比的，是可以基数测量的——这曾被福利经济学泰斗埃奇沃思论断为不可证明。

　　1996年起，他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设计了一系列问卷，对不同国家的快乐指数进行调查研究。目前，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他仍然在进行这项研究。

　　不再强调GDP，重视环保和人民的健康与快乐，那如何衡量不同国家的发展成果？黄有光的答案是：可以用环保负责任的快乐国家指数，采用他发明的评价体系。

　　黄有光提出，既然最终目的是要人民快乐，那么就以人民快乐指数乘以生命的年数，然后扣除对环境的破坏，作为替代GDP的指标，来衡量一国是否真正在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投资环境资源为代价来发展。他强调，必须要考虑生存寿命，如果今天很快乐明天就死了，这也不行。另外，快乐也不能以环保为代价，因此要扣除对环境的破坏。

　　“这个指数的英文简称为ERHNI，音译为‘娥妮’，即漂亮女孩子。”黄有光俏皮地说。

　　在这个“漂亮女孩子”眼中，全球排名最前的是丹麦和哥斯达黎加，亚太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是新西兰和马来西亚，中国名次仍处中游。

　　对于如何增加快乐，黄有光也有一些“异样”的观点，如主张刺激大脑的“享乐中心”，从而让人们能够保持快乐，并坚称这不会损害人们的健康。

　　他关于这个快乐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将结集成《快乐之道》一书出版。他希望此书问世，有助于大家获取快乐，也期待政策制定者们能够考虑“长期快乐”这个终极目的。

　　“经济学使我向右转”

　　1942年黄有光出生于马来西亚，年少的他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运动，甚至还去砸过李光耀的场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来到南洋理工大学念经济学。“当时左派们都认为经济最重要，所以我就去读经济学。”接触到经济学后，他才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剥削的真相。这也渐渐让他由一个极左人士，转向了中间偏右的立场。“经济学使我向右转。”

　　1966年，黄有光来到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2007年，他荣获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过程中，年逾古稀的黄有光一直神采奕奕，毫无倦怠。他透露，现在自己每天都会花一个半小时来锻炼身体，早晨做一个小时的俯卧撑，打少林拳和练剑，晚上则打半个小时太极拳。“我今天早上就做了83个俯卧撑。”

　　黄有光坚信，锻炼身体是在赚取时间，每天坚持运动一个半小时可以使他多活二三十年。“你坚持运动一小时，其实可以少睡半个小时，而且还提高工作效率，得到的快乐也就更多。”他希望人们不要以忙碌、没时间为借口不去锻炼身体。

　　1993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给中美福特班的学生亲自授课达3个月。如今班里的那些学生早已是学界和业界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当年授课时，黄有光和同学们约定，2009年9月30日全班同学在北京聚会。

　　2009年9月30日，他们真的如约相聚北京。大家再度约定，到2042年，进行再一次聚会。为激励大家，黄有光承诺，届时将以百岁高龄现场表演100个俯卧撑。“同时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见证步入高收入水平的中国经济。”记者 朱禁弢

　　黄有光

　　澳大利亚籍华裔经济学家

　　提出“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一般均衡的综观分析法，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黄有光主要学术贡献

　　倡导综观经济分析法

　　把经济学中的微观、宏观与一般均衡分析综合为一，不必采用完全竞争这一不现实的假设，证明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都只是其结论中的特例，从而有效解释经济预测缘何如此困难。

　　提出“一元即一元”原则

　　认为制定公共政策，都应该以效率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提出“一元即一元”原则，即穷人的一元钱与富人的一元钱等效。由此认为可以通过增收所得税再转移支付给穷人达到社会平等。

　　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

　　与杨小凯一起，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

　　提出肯普—黄不可能性定理

　　扩展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认为要解决阿罗不可能性问题，采用基数效用函数就是一个可能的方法，这构成了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