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楠:中国猪肉为什么高风险

徐楠 | 2013-04-12 10:30 520

编者按:FT中文网刊文指出,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贾幼陵说:“中国养殖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利于疫病防治,加上千家万户、小规模、疫情报告不及时,中国养殖业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

  编者按:FT中文网刊文指出,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门槛的“千家万户”

  死猪漂浮黄浦江,新的禽流感现于江南,世人的目光集中到了嘉兴。这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生猪产区,每年饲养量已超过700万头,也是在紧邻黄浦江的水系上游所在地。

  即便以正常死亡率来计算,700万头养殖规模的死猪处理量都非常大。在3个贩售死猪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更多死猪被丢弃了。

  中国兽医协会会长、曾任首任兽医局局长的贾幼陵教授说,出现重大防疫病情时,要求对死亡畜禽焚烧、深埋。从传染病防治的角度,还是提倡焚烧或深埋。“但是深埋对于水源和土壤环境有潜在危险,而焚烧的成本比较高。”

  与南方河网密布地区的丢弃做法不同,北方地区的养殖户较多通过掩埋来处理死猪。一位陕西省的养殖农民告诉中外对话,他曾经在遭遇猪瘟后,集中掩埋了自家的几十头死猪,“这跟前的树底下都埋遍了。”不难想象,简单掩埋很难达到深埋的处理效果。

  贾幼陵说,2001年英国大规模发生口蹄疫的时候,采取了地面焚烧的办法,造成污染也很大。死猪的无害化处理难度不低,靠农民自己很难完成。按照中国兽医 防疫技术规范,大型规模化养猪场应该设置无害化处理配套设施;但是对于一年只养不到50头猪的分散农户,甚至年出栏200-300头猪的养殖户,配备焚烧 措施都显得奢侈。

  “千家万户”,是贾幼陵对中国畜禽养殖基本状况的概括。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户是这样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蔬菜,在自家院里养殖猪、鸡鸭、长毛兔、牛羊。

  1990年,贾幼陵在湖北山区挂职担任副州长,他看到的农民家中,没有超过3年的存粮,房梁上却挂着能吃到6年后的腊肉。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和猪的关系——家家户户少量养殖,主要用于自食。从“杀年猪”到“养猪为赚钱”,这个转变发生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时间。

  在中国,养猪超过50头,就被归为“规模化养殖”了。2001年,这样的猪场出栏量占中国总量30%,2012年占到了70%——十年间,规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头以下的养殖户还是占养殖户总数的95%。中国70%的猪肉,由5%养殖者提供。

  对于这6000多万户人家来说,养殖无需纳税,只要在市场上购买仔猪或母猪,自行搭建猪舍就可以了。中国养殖业在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中,无法为如此分 散的“千家万户”设定准入机制。在猪圈里撒草木灰消毒、找民间子承父业的“兽医”来阉割或接生,是他们奉行的养猪方法。中外对话记者曾在一位北方养猪户家中,亲眼看到他为母猪接生——用铺满干草的竹筐给小猪提供温暖干燥的环境,体质不佳的小猪,甚至被主人拿到自己床上,用电热毯来帮助它度过初生的几个小时。

  这些方法在中国流传千载,可今天面临着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疫病情况日渐复杂化的挑战。

  于是,拥有豪华防疫条件的先进养猪场,和“公司加农户”的签约收购模式,以及分散、凌乱、良莠不齐的私人养殖,在今天的中国同时并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环境污染、疫病难以控制、中国肉类品牌的信誉下降。

  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养殖业的高防疫成本

  中国结束了短暂的合作化运动之后,农业的组织化形式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完全没有组织。中国农户单枪匹马地面对市场风险,更无法集中应对防疫问题。

  目前,中国蛋鸡、肉鸡、生猪的祖代以上品种基本都是从国外引进。“国际分工是好事情,麻烦的是随着规模化养殖,畜种越来越娇气。”本来一两年才出栏的猪,现在四、五个月就要出栏了,密度非常大,一旦防疫条件跟不上,死亡率就特别高。

  在欧洲,饲养无特定病源(SPF)的种猪,并使其在无菌条件下剖腹产繁殖,消毒措施控制严格,能够基本控制病源。在欧洲75%的种猪和50%的猪肉来自于SPF猪。另外,一旦发现疫病,马上启动应急措施,很快扑杀。

  1991年,荷兰因为猪瘟杀掉了1100万头猪,几乎把当年的存栏量给杀光了,损失惨重,但是降低了免疫环节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国养殖业的防疫成本越来越大,相当头疼。

  中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建了一个SPF猪场,但因价格较贵,未能得到推广。

  在今天的中国,种猪就很难杜绝病源。不但无法垂直净化(通过一代代的种源优化尽可能杜绝病源),而且很多小猪刚出生就有病原潜伏。

  中国人喜食生鲜、不吃冻肉的习惯,也一直在加剧疫病的水平传播。

  香港提出取消活鸡交易这一立法目标时,反对者举行游行示威。几经反复,终于实现了肉鸡的市场宰杀。买主挑好了鸡,在市场完成宰杀,拿回家去,而不是买主拿回家自行宰杀。在中国内地,城市和建制镇基本做到了定点屠宰,但是农村距离这一目标还远。

  一个肉牛市场,70万头牛的交易规模,在中国内地丝毫不罕见。疫病随着活牛,从天南海北汇集到一起。

  2005年,贾幼陵在辽宁黑山县的亲身经历,就是中国这种分散养殖、水平传播、高成本防疫的典型写照。当时,一个县内出现了3公里范围的疫情,马上开始扑杀,还没杀完,周边又出现新的疫情,再划一个更大的圈。就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最后把一个县划进去了。

  4000武警杀了2000万只鸡。最后还是疫苗生产供应上了,才控制住局面。

  严重依赖疫苗,而疫苗的质量又差,病毒变异很快,疫情越来越复杂,再打越来越多的疫苗,形成恶性循环。

  贾幼陵说:“中国养殖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利于疫病防治,加上千家万户、小规模、疫情报告不及时,中国养殖业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

  最难的疫病 极少的兽医

  “如果规模过度集中,又没有规范化,生物安全性就更差,死亡率更高。”贾幼陵说。

  今天,中国养着全世界一半的猪(每年出栏7亿头)、全世界44%的蛋鸡、30%的家禽、70%的水禽,各种疫病集中。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畜禽疫病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而其执业兽医队伍,却离现实需要相距甚远。

  执业兽医和律师、会计师、牙医是全世界四大高薪自由职业之一。但在中国,兽医几乎称不上是一个职业。

  在一般国家,兽医队伍中人数最多的是职业兽医,其他是教学、科研人员,还有少量官方兽医。而中国正好相反——执业兽医只有4万多人,官方兽医队伍有40万人,他们的工作是检疫、监督重大动物疫情、组织防疫。

  这与欧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欧洲没有产地检疫,一个职业兽医联系很多养殖户,为其出具健康证明。养殖准入条件里要求必须聘请职业兽医。

  而在中国农村,祖辈相传的中兽医,慢慢沿革成为乡村兽医站。在后来的乡镇机构改革中,裁撤基层机构,很多乡兽医站被撤消。直到2004年爆发禽流感,中国才成立兽医局,重建乡一级的动物卫生防疫监督系统。

  乡站与每个村的防疫员联系,中央财政为每个防疫员每年补贴1000元,地方财政补贴更多。防疫员的主要工作,是在村里打针、统计、防疫。随着规模化养殖中 的防疫功能大过治病需求,传统兽医消亡,新的执业兽医跟不上,形成断档,动物疫病防治越来越依靠政府,依靠出栏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的一套制度。

  “千家万户”的养殖,最需要在乡村直接提供服务的执业兽医,可是养殖户缺乏联合,在经济上抗风险能力低,更没有形成花钱聘请兽医服务的习惯,加之兽医水平不高,养殖户觉得自己跟兽医也差不多。

  中国养殖的疫病情况复杂,但兽医体系差距太大,这也增加了其安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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