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的一大亮点，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内控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效显著。以建设银行为例，目前已建立了以“三会一层、三道防线、两个垂直、一个统一的风险偏好”为特色的风险内控体系，初步形成覆盖各类风险、各业务流程、全员参与的风险内控机制，风险偏好和政策制度进一步完善，技术工具的研发和运用取得长足进步，风险监测和管控能力不断提高，有力地保障了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进程，银行面临的风险比过去更多样、更复杂，对于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驾驭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今天，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黄志凌博士做客《学者访谈》。黄志凌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就做好风险内控谈了一些他的观点。

　　风险管理要向主动选择风险、积极安排风险转变

　　记者：我知道您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将风险管理理解为事后处置风险、规避风险、消除风险乃至追求“零风险”，本身就是制约银行科学发展的最大风险。这与您倡导的“风险管理要从被动承担风险、事后处置风险，向主动选择风险、积极安排风险转变”的关系是什么？又如何主动地选择和安排好风险呢？

　　黄志凌：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而从业务本质来看，实际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因此，在经营过程中，与其被动地规避风险，或者产生了风险损失后再来处置和补救，不如在事前就主动选择好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合理安排好风险，实现收益覆盖风险。而如何主动地选择和安排好风险，主要看四个方面：

　　一是看自己是否了解，包括是否熟悉这类业务的风险，具备识别和计量风险的能力，或者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把握这类风险。

　　二是看自己是否擅长，包括是否具备承担这类风险的相应技术、资源、人员等，与同业相比、与同类业务相比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等。

　　三是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包括在资本金约束、财务资源、管理资源方面的承受能力等。“有多少本钱做多大生意”，这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本准则。

　　四是看能不能做到合理安排和缓释，包括能不能通过业务结构、产品设计、流程控制、风险定价等对所承担的风险做出科学安排，通过交易结构安排、担保、保险等风险缓释措施对风险敞口进行有效覆盖。对风险进行合理安排和缓释的能力，直接决定了银行能不能从承担风险中获利，能不能实现期望的回报。可以说这也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科学明晰的风险偏好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和核心

　　记者：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少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身陷困境乃至破产倒闭，教训中最根本的一条还是风险偏好出现问题。在眼前利益和市场诱惑面前，风险偏好过于激进。那么，您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未来的发展中风险管理的核心应是什么？

　　黄志凌：要做到合理选择和安排风险，前提是要有明确、科学的风险偏好，包括确定什么样的风险容忍度，在既定的风险容忍度内选择什么样的风险来经营，最终要形成怎样的风险结构等。这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和经营活动的基本方向、准则和底线，也是银行战略管理的重要范畴。

　　另外，风险偏好要通过统一、具体、实用的政策加以传导。风险偏好需要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政策导向必须体现银行统一的风险偏好。无论是市场营销、业务审批、风险管控还是资本管理、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各方面政策，都必须遵循银行既定的风险偏好，否则风险偏好将是一纸空文，而且会导致内部效率耗损乃至管理失范。作为连接风险偏好和实务操作的纽带，政策既要体现偏好，还必须做到具体、实用。

　　同时，需要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验证、重检和调整机制。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及时重检和主动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是做好风险事前防范、主动管控的关键。

　　记者：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其风险管控体系架构以垂直、集中、专业化的模式为首选。国际先进银行大多采取矩阵式结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仍然以层级管理为主。这样建立垂直、集中、专业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是相当紧迫的任务吧？

　　黄志凌：是的。风险偏好需依托垂直、集中、专业化的风险管理体系来组织落实。国际先进银行大多采取矩阵式结构，无论从运行效率还是效果来看，优势都很明显。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以层级管理为主，各个层级的分支机构事实上就是一个个小银行，建立垂直、集中、专业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尤为重要和紧迫，否则很难做到全辖风险偏好统一以及对风险全面、有效的管控。目前，在推进现代银行矩阵式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内部绩效核算等客观条件制约，各个业务板块实行事业部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是，风险内控职能条线的垂直、集中管理可以先行一步，先把人员管理、报告线路拉直，确保风险内控职能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专业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该说这是现行层级制传统模式下的最为稳妥、有效的实施路径。

　　组合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基础管理以及风险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组合管理还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实施中的难点在哪里？另外，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情况看，市场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力惊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市场风险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当前金融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日益深入，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基于目前的市场风险现状，您认为需要重点抓哪些工作？

　　黄志凌：组合管理的核心思想包括：一是风险分散化，通俗地说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风险对冲，就是利用组合中不同资产风险的负相关性相互冲抵，进而降低整体的风险。因此，科学意义上的风险管理，不仅要做到对单一客户、单一资产的有效管理，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客户、资产之间的风险相关性。通过分散效应、对冲效应对资产组合进行合理摆布，在既定规模和收益前提下实现资产组合风险最小化，或者在既定风险的基础上实现资产组合收益最大化。

　　目前实行组合管理的难点是：一方面在于风险计量技术支持还不够，特别是资产相关性和集中度等分析技术需要加紧研发和提升；另一方面是积极主动的组合管理手段还比较欠缺。例如市场化的贷款转让、证券化、信用衍生交易等。应该说从下一步发展趋势来看，组合管理能力将成为衡量银行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标尺。

　　另外，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必须提上日程。目前需要重点抓以下工作：一是健全管理机制，例如交易、估值、核算之间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风险报告机制、模型校验和返回测试机制、压力测试机制等。二是完善技术工具，例如授权、限额、授信额度、在险价值（VAR）计量等，这些工具要尽可能内嵌到交易系统中。三是培养专业化队伍。以建设银行为例，资金业务已经占到全行总资产的约1/3，而相应市场风险管理的专业人员却屈指可数，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基础管理薄弱一直以来是制约国有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基础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受到冲击也相对就要小一些。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现状，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黄志凌：当务之急是抓基础制度、基础流程、基础数据、基础工具的建设，确保风险偏好的准确传导和有效落实。一是对基础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各项业务都要做到制度先行，同时针对薄弱环节加快配套完善。二是在基础流程方面，根据客户需求和业务逻辑进行合理优化，将风险管理有机嵌入流程之中，提高流程效率和风险管控效果；同时对业务系统进行整合，统一全行生产系统、管理系统基础平台，分离前中后台作业，提升业务流程的集约化和工厂化处理能力。三是在基础数据方面，规范数据标准，建立全行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做好业务数据积累；同时大力研发数据分析挖掘等技术工具，为产品营销、风险管控、经营决策、客户关系管理等工作提供支持。四是在基础工具方面，要尽快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库。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按照银监会的指引积极推进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照新协议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内部评级法（IRB）等先进技术和模型的研发，更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在基础管理方面进行“补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巴塞尔协议不仅是监管合规的要求，更是银行提升基础管理的内在需要。

　　如何抓好内控这个系统工程

　　记者：除了以上您谈到的风险管理以外，内部控制应是个系统工程，根据国际著名的COSO委员会提出内控框架，它涵盖了从公司治理到业务运行的各个层面。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需着力抓的工作有哪些？

　　黄志凌：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董事会对银行的整体掌控力是关键。为进一步强化董事会在银行内控中的核心职能，建议增加执行董事的比例，适当增加具备突出专业技能的独立董事。

　　部门之间形成有效制衡和有机协调的关系很必要。治本之计还是在于实行“流程银行”再造。

　　在流程中实现不相容岗位分离不可少。当前防控案件和操作风险管理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流程岗位职责梳理和不相容岗位分离上面，针对每项业务特点梳理出不相容职责岗位清单，找出关键风险控制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同时，操作风险重点要抓两头——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通过操作风险自我评估、建立关键操作风险指标体系（KRI），开展关键风险点排查，以及业务持续性管理等健全操作风险治理的长效机制。

　　另外，要提高“机控”能力。一方面是尽可能将一些无须人工干预的管理标准、参数等嵌入到业务IT系统中，形成系统刚性约束；另一方面，针对海量的标准化业务处理，开发监测、稽核、对账等IT系统，增强对重点业务、重点环节、重点时段的操作风险的实时监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