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坚守之后，曾经怀揣村镇银行梦想的民企人士杜明辉（化名）最终决定放弃。在这无可奈何的放弃背后，杜明辉有着一大批境遇相近的同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对重庆20余家村镇银行进行调查发现，由于持股比例限制难以突破、发展前景难言乐观，不少已持有村镇银行股份的民资开始私下转让所持股权。

　　分析人士认为，我国村镇银行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网点少、结算不通、公众认可度低等困境，在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夹击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加上其又需对民资股东投资报酬负责，导致不同程度存在急于扩张、信贷投向偏离“三农”的问题，在“存贷比”大限来临之际，村镇银行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控股银行”的期望

　　时隔两年，当初入股村镇银行的兴奋之情杜明辉至今仍能一一道来，“头发尖都洋溢着喜庆的感觉。”

　　2006年，定位于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村镇银行开始试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经银监部门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数量达到了1433家。重庆银监局数据也显示，重庆自2008年启动村镇银行试点工作后，截至2013年2月末，共组建26家村镇银行，已覆盖全市70%的区（县）。

　　“虽说国家早在2007年便鼓励村镇银行这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但直到2011年市场才迎来井喷期。”重庆一村镇银行高管介绍说。

　　此前，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要求，2011年末全国要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的指标为1207家。而彼时的现实是，截至2010年底，全国村镇银行仅349家。

　　2011年，村镇银行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时为局外人的杜明辉对此也印象颇深。

　　“2011年2月，一个平常很少联系的投资界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对入股村镇银行有没有兴趣。凑巧的是，几天之后，又有一位朋友在聚会时谈到了同样的话题，只不过入股的村镇银行并非同一家。”杜明辉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那时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投资机会。

　　杜明辉此前做外贸生意起家，后又涉足实业，多年在商海摸爬滚打的经历告诉他，唯有金融行业能将其手中资本最大化利用。在粗略比较了两家筹建中的村镇银行发起股东的基本信息后，他将手中持有的近500万元资金投向一家来自某沿海城市商业银行组建的村镇银行，持有其近5%的股份。

　　“由于2011年监管层暂缓城商行异地扩张审批，再加上村镇银行这一金融机构又存在数量上的差距，不少城商行便开始通过设立村镇银行实现异地扩张，做大体量。”上述村镇银行高管说。

　　可供佐证的是，2011年重庆新设立的黔江银座、渝北银座、南川石银南大街支行、忠县稠州、北碚稠州等近10家村镇银行的发起行，几乎全为地方城商行。

　　不过，主发起行的筹谋杜明辉并不知悉。当时为金融界“菜鸟”的他，兴奋地认为入股银行便意味着手握大把红利。他甚至期望，待资金充足，政策放宽时，也能控股村镇银行，拥有主导管理权。然而，现实却是，他所投入的近500万元资金至今仍未带来一分钱的红利。

　　四处兜售的“包袱”

　　“现在这部分股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包袱，看不到未来，想甩也甩不掉，只能烂在锅里。”杜明辉说，自今年2月开始，他便四处寻找买家出售手中所持股权，但在2个月时间里，仅出现了一位意向性买家。

　　更令杜明辉颇为意外的是，在如今的民间买卖市场上，他这样的卖家并不少。重庆另一家村镇银行小股东张小栋（化名）便是其中一位，他2010年砸入300多万元获得该家村镇银行3%左右的股份，同样从未分红。

　　事实上，国内不少村镇银行股权，在近大半年时间里已频频被民企抛售。

　　2012年11月，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便发布公告称，拟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四川彭州民生村镇银行股权，开创首家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进行的村镇银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先例。

　　而在此之前的公开资料显示，三羊地产和寅河建设转让了其持有的四川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1050万股股份；乐义担保和亿晶光电(600537,股吧)也分别转让了其持有的山东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浙江慈溪民生村镇银行的股份；广东银达担保也转让了其持有的一家村镇银行股份。

　　“走过6年时间，村镇银行在经历了政策大力推广和扶持的甜头后，现在正面临最艰难的考验。”上述村镇银行高管表示，除了入股民资有意出逃，银监会核准村镇银行的数量在近期也有所下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银监会披露的信息统计，2012年银监会共核准筹备123家村镇银行，同2011年的377家相比，仅为其32%。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比例高达74%，不过这一光景眼下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赵方对记者表示，由于国有大行、城商行加大了在县域、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的步伐，竞争加剧，村镇银行经营日益艰难。难以看到投资回报，民企入股热情基本处于冰点。

　　除了投资回报率低，令民企出逃的另一因素在于管理经营权依然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

　　按照相关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低于15%。这一难以逾越的鸿沟将不少拥有雄厚资金的民企挡在门外，因为控股权直接关系着经营权的归属，小股东基本没有话语权。

　　欣慰的是，目前看来，监管部门鼓励发展村镇银行的决心并未削减。重庆2013年便将支持18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中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不过，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小贷公司高层均表示，如果持股比例限制近期不能突破，他们将放弃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努力。

　　进退维谷的尴尬

　　自2006年试点以来，村镇银行便始终面临盈利上的尴尬，即便是在市场最火爆的2011年，盈利也并不容易。

　　“国家在政策上虽然给了我们一定空间，但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分支，这些支持其实远远不够。”上述村镇银行高管说，由于政策及村镇银行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其发展轨迹已陷入恶性循环。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国内绝大多数村镇银行未直接加入央行的支付结算体系，其支付结算业务往往通过已接入央行的支付结算体系的主发起人或其他金融机构代理，存在支付结算体系不畅的问题。

　　这一致命点导致其支付结算成本直线攀升，并无法直接为客户提供通存通兑等跨行、异地结算服务。

　　上述村镇银行高管介绍称，对于村镇银行来说，当前银联的准入门槛偏高，仅入会费就高达300万元，目前在村镇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还需要存折。“正是这些不方便因素导致村镇银行的公众认可度低，难以吸收公众存款。”

　　事实上，杜明辉此前也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联系了几家企业，希望其能将公司银行业务交给自己投资的村镇银行，对方均以网点少、通存通兑等业务不方便为由回绝。

　　更令村镇银行颇为郁闷的是，尽管同为农村金融机构，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在扶贫贴息等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村镇银行并未享有。比如村镇银行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率分别为5%、25%，而农信社仅为3%、12.5%。尤为重要的是，按照规定，村镇银行成立5年后，将进行存贷比75%的考核。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询重庆20余家村镇银行公开数据显示，为了吸储，不少村镇银行都给出了上浮10%存款利率的优惠，甚至有银行给出的定存利率同活期存款的利率相差高达7倍的条件。

　　“利率优惠吸储这一方式成效并不明显，最直接的方法是控制贷款。”上述村镇银行高管说，村镇银行业务单一，其收入主要来源为贷款业务，控制其规模无疑要舍弃利润，也进一步令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政策与商业性的博弈

　　同村镇银行规模不断扩容如影随形的是，其已存在偏离政策初衷的隐忧。

　　自成立伊始，银监会就要求村镇银行牢固坚持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下沉服务重心，下伸机构网点，缩短与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距离。

　　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重庆传统欠发达的“两翼”地区有11家村镇银行、武陵山区有5家村镇银行，还有10家村镇银行位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主城南岸等区，占比近40%；截至2012年8月，重庆村镇银行贷款余额达58.89亿元，有1/3的资金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之外的领域。

　　“商业化模式设立的村镇银行在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压力，一直面临"鱼和熊掌"的艰难抉择。”赵方对记者表示。

　　另外，不少地区涉农贷款的风险防控能力较低，而村镇银行作为新生金融机构，其本身抗风险能力也较低。杜明辉认为，农户贷款金额较小，盈利能力也就不高，处于生存考虑转向其他业务，实为不得已的抉择。

　　事实上，这一现象已被监管层重视。在今年2月召开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银监会相关人士便直斥部分村镇银行偏离“支农支小”政策定位。

　　“一方面要对股东负责，另一方面又不能失去政策定位；一方面是要活下去，另一方面是赔本赚吆喝，我们能怎么选？”上述村镇银行高管表示。

　　对于村镇银行目前面临的窘境，赵方认为，村镇银行还是得要眼睛向下、机构向下、业务向下，要深入村镇、社区、农村，不能够往大城市上靠，因地制宜推出符合“三农”特点的业务，才能够经营出特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