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着各种矛盾。如，消费和投资对于经济拉动的结构性矛盾；GDP增长和各地高负债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矛盾……在近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就这些矛盾的问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与研究，以期为经济的科学、健康、快速发展指明道路。

　　GDP增长VS债务危机

　　经济规模大是中国的重要优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表示，在全球领域来看，亚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也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领导作用。

　　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元，2010年超过了40万亿元，2012年超过了50万亿元，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引发关于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对此，多数专家认为，由于基数增大和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并非常态，但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较高，目前处在重大战略机遇期。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经济规模对中国特别重要，中国市场规模特别大。规模大就可以容纳更多分工和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最终也导致了经济增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优势。

　　对于经济发展，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政府的公共财政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可能再充当投资主体；国有资本的投资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行业，不可能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也必须是依靠民间资本。而近几年的发展正在向这个方向变化。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经济的份额超过50%，2012年超过61%。保育钧指出，今后8年中，民营投资的比重必定逐年增加，将达到80%左右，否则翻两番的目标很难达到。

　　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对抑制消费、制约经济增长等方面均产生较大冲击与影响。在经济增长逐渐复苏的情况下，处理好债务风险，对当前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至关重要。

　　地方债务存潜在危机

　　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基本上都是内债、尚未出现效率特别差的案例，但是有些问题不能忽视，“比如说一些政策性银行发放贷款的来源是银行间发债，这些债务一定程度上带有政府债务的性质，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小的”。项怀诚说。

　　对于债务问题，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呼吁让媒体更多监督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债务总量进行控制，并采取相应措施。

　　胡舒立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很大的潜在危机，首先是债务情况不透明，每一个人都不相信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而倾向于更高。其次是增长方式是粗放型，运行效率低下。

　　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指出，目前中国财政支出约占GDP的25.7%，和东亚等国相近，但如果考虑到各种专项基金、地方融资平台等，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应占GDP的35%-37%，且随着以后社会福利的上升，环境、公共医疗等各种“欠债”的追赶，财政支出可能将达到50%。相比之下，目前美国、日本的财政支出只占GDP的36%。

　　在胡祖六看来，中国领导人万万不能盲目乐观，债务可持续性目前情况比较良好，但未来是否可持续，应当审慎看待。

　　投资驱动VS消费驱动

　　消费是发展目的 投资是发展手段

　　针对上述话题，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对话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分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应当是投资，而不是靠消费。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这两个的辩证关系理清楚，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林毅夫表示，他并不否认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但认为消费还不能作为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原因在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不断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更高附加价值的新产业上去，这必须靠投资来达到。

　　林毅夫表示，未来驱动经济发展的投资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改善方面的投资。其中，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应以企业为主体。但基础性研发成果属于公共产品，考虑到其投资的长期性，应由政府主导，提供资金给合适的大学、研究机构来完成。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在“提振消费：任重而道远”分论坛上也表示，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要靠投资拉动。未来十年拉动消费也还是主要靠投资来拉动。

　　赖小民表示，多年来中国“三驾马车”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30年最大成绩是发展，最大问题是发展不科学。“多年来一直在讲调整投资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长期以来都是投资过热、出口过旺、消费偏冷。”

　　一直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投资和消费又是其中最快的“两驾”。数据显示，2012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净出口贡献率为负2.2%。这是消费自200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高投资造成消费不振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促进消费增长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使消费者享受发展福利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打开老百姓的钱包，把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调动起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社会保险覆盖面成为当务之急。

　　赖小民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较低，消费水平很高，所以应该建立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主导、以人为本的良性机制。政府应当从四个方面加大推动：首先，建立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发挥公共财政加大对民生的支持。其次，政府要加大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比，而且要真正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对富人要通过税收征收，对穷人要加大税收减负。再次，要加大社会保障。最后，要加强推动建设扩大农村的消费，农村7.4亿人口，如果没有7.4亿农民这个群体的消费增加就没有小康，也没有扩大消费最根本目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表示，当下中国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是由高投资造成的。“高投资需要高储蓄，而高储蓄势必压低消费率。这和产业结构调整与投资都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世界有四种情况，消费率很高消费水平很低，恩格尔系数很高；消费率和消费水平都高；消费和消费水平都低；消费率很低，消费水平很高。中国就是最后一种情况。”

　　马蔚华表示，对当下中国来说，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保覆盖面，提高社保水平，把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调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事。

　　实体经济VS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五大迫切需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人才、订单等五大迫切需求。

　　张燕生表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虚拟经济可能中间包括更多的风险的爱好者，实体经济包括更多的风险的厌恶者。实际上虚拟经济只要它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虚拟经济对整个世界的福利增长将会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那会为世界带来很大的麻烦。

　　张燕生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五大迫切需求，一是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过去30年前所未有的需要；二是需要人才，这个人才是多层次的，既包括高级技工，也包括外汇风险管理这些方面的人才；三是订单，发展订单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四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是小企业的融资，往往全球的流动性是泛滥的，不是少，但是这个流动性在发达国家转化成投资，往往在中国就会表现为外汇账款套汇套利的钱太多，这时候央行就会紧缩，小企业融资环境随之恶化。五是需要规范，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到了要由转轨到规范。

　　虚拟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导火索。虚拟经济如何能够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用金融体系制止虚拟经济的不利影响

　　张燕生表示，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问题，使中国过去十年深受虚拟经济伤害。

　　张燕生说：“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我们发展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发展得比较快，但是发展虚拟经济这个高端市场，中国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中国发展虚拟经济尤其是衍生品很像赌场，中国有能力管理吗？这样对中国来讲，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合，实际上是两难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想，中国下一步要过这关是非常难的。”

　　德勤全球常务董事Roger Dassen表示，应考虑通过金融体系的作用来制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Roger Dassen认为，欧洲也进行了很多讨论，欧洲复苏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应该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讨论的是实体经济未来怎么发展，不仅是讲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而美国因为他们的情况很不一样，要考虑金融体系的作用来制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北京商报记者 王晔君 张慧敏/文 暴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