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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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打印技术、全球制造业重新布局……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趋势还有诸多争议，但提高创新能力、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已成为共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日前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归国10余年来创办、经营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的经历。提高创新能力，要从哪些方面更多发力，或许能从他的讲述中得到一些启示。

　　低效审批拖死创新产品

　　拥有170余项国内外专利授权、累计近10亿元销售额，被评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却差点闷死在审批机制之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因为物价审批、医保审核等层层关卡，程京带领团队研发的产品曾被绝缘于市场之外，巨额的研发投入无法换来经济回报。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公司走到穷途末路了。”

　　虽然在当时北京市的相关领导以及7个部门的协调下，程京的公司得以挽回颓势，但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连我的公司都尚且如此，全国医疗行业的其他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技术创新，被不少人视为中国不再旁落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国内经营高新技术企业已有10余载的程京，却深深感到政策才是工业革命的“右腿”，足以决定成功与否。

　　“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 “如果在很多地方管得很死，创造力如何释放出来！”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番呼吁，引起了程京的共鸣。

　　回国创业10多年来，程京感受最深的不是突飞猛进的生物制药工艺，而是繁复的政府审批手续。

　　“一个创新产品的审批效率极其低下。完成这些审批，如果顺利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年，慢的话可能就要三五年。”程京的公司2009年报批的一项产品，现在还杳无音信。

　　“谁有钱烧这么久，谁有耐心等这么久？”程京介绍说，潜心研发的产品往往在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窗口期，被雪藏在繁冗的报批文件中——与此同时，许多国外类似产品得以轻松进入、抢占市场，扼杀了“中国创造”的生命线。

　　这样的现实，程京经历过，也愤愤不平：从产品到商品，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一役，“如果政策在这个环节失灵，甚至成为拖累，那么不管前期的投入有多大，都意味着付之东流。”

　　从“产”入“商”的断裂带，正是程京所担忧的中国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是世界专利申请的第一大国，但是有谁问过转化率有多少、应用率有多少？靠着这些藏在高阁里、写在纸面上的创新成果，新的科技革命只能离我们越来越远。”

　　管理“不专业”侵蚀创新根柢

　　身为院士，却不得不奔波于宴席之间，希望在觥筹交错中换来批准许可。他说，这个时候只能把尊严搁在一边

　　新的科技革命不仅是对创新能力的洗礼，也是对施政水平的考验。“政策只有在懂它的人手中，才会发挥作用”，程京说，他能察觉到一些官员的“能力恐慌”。

　　“许多领域都非常前沿，而官员的知识就捉襟见肘了。”因为不懂，不少官员宁可选择搁置，以避免“犯错误”。“比如生物芯片的相关技术，有些能受理，有些就只能一直拖着。”

　　而在美国工业界的3年经历，带给程京截然不同的体验。“我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时候，专利律师并不仅仅是把申报材料转化成法律格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过科研经历，或者做过专利局审查官。”如此专业的人才，甚至会进一步参与产品的研发。

　　“我们经常担忧原油、天然气过度进口，担心能源命脉受制于人。但当电子工业、生物医药工业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时，工业革命的基础在哪里？”

　　程京坦言，中国发展的新兴产业中，有许多关键原材料不能自给，成为工业革命的一大短板。主管部门往往关注速度、关注产出、关注对GDP的贡献，都是最后的环节。

　　“谁去关注最开始的环节？”面对原材料工业研发在顶层设计的弱势地位，程京很无奈，“对于工业的理解，不能如此片面”。

　　这种“不专业”甚至还践踏了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尊严。

　　“别看我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很风光。但是一换到企业领导的身份，就只能把脸面搁在一边，低三下四去求政府官员高抬贵手。”程京说，他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在酒桌上应酬。在这位工程院院士、清华教授的背后，有着一番不为人知的酸楚。

　　政策“不畅通”吓退创业人才

　　创新不仅需要开辟入口，更要规划出口；不仅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有进无出的制度困境，会让招来的人才再度流失

　　“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这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列举的目标。从千人计划到长江学者，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引才，在人才的竞争中，中国使出全力。

　　但是，像程京这样的“老海归”，面临的往往是“出口”问题，也就是找到用武之地，找到施展空间。“如果发现没有门没有路，那么想进来的人就会望而却步，已在其中的人也会抽身离开。”在程京看来，人才是革命的要素，信心是留人的关键，而政策是信心的来源。

　　“在生物领域最顶级的杂志中，每期至少有1/3的文章署名中有华人。”但当追问这些华人在哪贡献、为谁服务时，答案往往令人失望。“我读到一个数据，在医药与生命科学行业，全球44%的CEO认为应该在中国加大研发投入或建立研发中心。如果政策依然未能打通出口，恐怕会有更多人才转而去为他人服务。”

　　如何破局，程京有着自己的思考。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挂职期间，他曾被咨询一个问题：如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

　　程京的回答很简单：一是退税，一是政府采购。“退税应该退给创业者，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帮助他们挨过创业期，以免半途而废。”

　　而政府采购，则是程京认为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商品化、实现盈利的便捷通道。“每家高新技术企业都有若干产品，如果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购，几个亿、十几个亿的销售额都并不见得是难事。”博奥的耳聋基因芯片，就因为有北京市的政府采购，而实现了亿元的销售量。

　　在程京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早已开始。“这次中国有着最好的历史机遇，不应再错过。”程京说。

　　(人民日报)